“錢學森之問”與中國傑出人才的缺乏（第2/2頁）

其三，現在的問題不是文化精英的多少問題，是文化體制、文化精神、文化尊重的問題。如我們擴招之前入讀大學的時候，幾乎沒人抄襲作業，而現在抄襲成為風氣，並且人們不以為恥，這短期內難以改變。單從這一點來說，現在也缺乏培育大師的土壤。

不過目前教育具有廣度，但是缺乏深度和高度也是事實。中國人本來傾向於實用理性，急功近利，重視經濟（金錢）、政治（權力），而非文化，思維缺乏抽象邏輯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太過重視生活和生存，在“科學技術”裏面也重視實用的“技術”，而不是非實用更深遠的“科學”。所以四大發明等，我們都是開其端，但是不能提高，西方借鑒過去則提高很快。現在我們的科技更加難以超越西方，文科學術我們暫時是可以的。而我們目前的體制更加強了這一心態。創造雖然不能說一定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但是自由使得極度超越政治的創造成為可能。在體制暫時未達到更大自由的情況下，心靈自由對創造也有益處，但是否長久有益就很難說。

其四，我們中國從古至今都缺乏精神信仰。中國是以道德代宗教，民國時候亦然，但至少還有一種精神信仰，但是現在有什麽？所以“沒有文化的時代，是沒有精神信仰的時代；沒有信仰的時代，是無法成為文化大國時代”說得對。

其五，一個勁地說沒有大師也不對勁。每個人做好自己才是上策，這就為大師的產生提供了土壤，說不定自己也會成為大師。大師需要天才，需要勤奮，需要忍耐寂寞，艱苦卓絕。這個世界真正的天才很少，魯迅每天工作到淩晨四五點，沈從文也不是天才且否定天才，認為只需要勤奮；莫紮特是天才，四五歲就能寫交響曲，但是很短命。

不要說“連空氣都渾濁了，又豈能兩袖清風？”就像我們都知道人都會死，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飯一樣。因為我們不想死，還要呼吸，所以至少要把空氣弄得適合呼吸，做好自己，否則人都死了，還要什麽這種那種體制優越性！當然我們也知道一環扣一環的連鎖反應式的種種弊端，真的像鐵屋子弄得人們難以自由，現在主要先做開窗甚至開門的工作。

民國大概有十年的發展期（1928—1937），之前是軍閥混戰，之後是抗日戰爭、國共決戰，中間還有九一八、一·二八、濟南事件等，但是民國政府咬緊牙關努力發展，那十年已經顯示出比較好的勢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至少最近十多二十年，社會是相對穩定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對文化有所希望，但是如前面幾點所述，不容樂觀。

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大學教師、學生都能夠努力讀書刻苦鉆研，以在“大破”的戰爭中求“大立”的文化科技，以學術文化建國。金嶽霖、馮友蘭、梁漱溟、沈從文、老舍、巴金等，寫出最好的東西的時間幾乎都在20世紀40年代。現在和平、富裕多了，為什麽不能？！除了缺乏人所共知的氛圍外，還有一個字——懶！因為我們除了呐喊，還必須實幹，必須創造。不過真的很難作較高期望，金嶽霖培養出弟子殷海光等人，但他的徒孫就不行了。現在北大的哲學教授不是像金嶽霖一樣，提出自己的原創性理論和思想，而是一輩子闡釋金嶽霖及其同時代人的思想，這就是差距。

當然，現在也有令人欣慰的時候。如我在湖邊散步時，迎面走來一對大學生情侶，男的用粵語說：“其實教教書，做做學術，閑時思考人生，咁樣（這樣）的生活先至系（才是）理想的生活，我追求咁樣的生活。”女的一臉笑意。對此，我吃了兩驚。一是，我以為我走錯了地方，走到劍橋、牛津大學去了；也以為走錯了時代，走回民國去了。因為這樣的學生，已經不占多數，尤其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二是，按照這種說法，我過的正是這種理想生活，但真的這麽“理想”嗎？我不禁困惑。我也只是個性使然而已，說不上理想，只是很平靜，在平靜中追求，領悟。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