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層（第2/18頁）
根據最新的統計結果，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周就會有兩個女人被男人殺害。盡管這些案件並不能全部歸類到“榮譽謀殺”之下，但它們幾乎都發生在親密關系之中——“親密關系同時也是危險關系”也越發成為人們的共識。希區柯克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是電視把謀殺帶進每個人的家裏：“有電視的地方，人們才知道世上有殺戮”。我沒有對這期間各類報紙對阿梅德家族在沃靈頓的私人住所曝光的次數進行過統計，但次數應該不少，這些媒體人士就好像對他們家的安全負有責任一樣兢兢業業。“莎菲莉亞事件”本身帶來的啟示是，我們不應當忽視那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醜陋罪惡。就像我始終在強調的那樣，一些罪惡正在以常態化、“理所應當”的面目，介入到女性的生活之中，而這恰恰是我們需要時刻警惕的。不過關於我要在本章中談論“榮譽謀殺”是怎樣與盧森堡和薩洛蒙——一個是卓越的預言家，另一個則生在歐洲最黑暗的時刻——產生關聯的，其實還有其他原因。事實上，這種關聯性意味著我們不應將“榮譽謀殺”僅僅看成愚蠢而殘忍的落後文明產物，就將其與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性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的眾多遭遇割裂開來。就像是薩洛蒙的傳記作者菲爾斯蒂娜那個令人恐懼的強調——種族滅絕“是將女人和孩子放在前面的藝術”。所以我們可以輕率地將“榮譽謀殺”僅僅看成針對女性的所有暴力中最極端的一種形式嗎？在這裏，我們必須牢記莉拉·阿布-利赫德（Lila Abu-Lighod）的警告，那就是“榮譽謀殺”對於評論者而言，往往會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似乎它總會營造出恰到好處的恐怖，這種恐怖反倒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心安。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概括：這些掌握著話語權的西方評論者，似乎已經完成了一樁完美犯罪——而他或者她，卻並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在這一章中，我們會去看看以“榮譽謀殺”為名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惡行，同時探討在這樣一個家長制色彩依舊濃重的世界上生存，我們可以從這些例子中學到些什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從英國的切斯特穿越到土耳其，去充分體驗我們時代不同背景下的不同文化。我希望借此證明，“榮譽謀殺”並不是一種西方人可以掉以輕心的“地方病”。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具有一定“普世性”——它會在這個不平等觀念不斷加深、善變且容易錯位的世界的各個角落永遠存在。
就在莎菲莉亞被殺害的2003年，“榮譽謀殺”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正式進入了英國的司法體系——這一定義是伴隨涉嫌謀殺自己十六歲女兒赫蘇·尤尼斯（Heshu Yones）的阿蔔杜拉·尤尼斯選擇伏罪而確立的。盡管該事件曾幾經波折，但基本事實是很清楚的。1991年，尤尼斯一家從薩達姆·侯賽因統治的伊拉克逃走。赫蘇的父親做起了庫爾德愛國聯盟在倫敦的志願者。赫蘇在西倫敦的威廉·莫裏斯學院讀書時，曾多次向老師表示自己對強迫婚姻的恐懼，但都遭到了無視。當她的父母發現了她與一個信基督教的黎巴嫩男孩的親密關系時，她不得不從家中逃走——正是學校的老師以那個男孩讓他們的學生（赫蘇·尤尼斯）在課業上分心為由，向她的父母揭發了這兩個孩子的關系。事實上，女孩早早就被安排好嫁給自己在庫爾德斯坦（另一種說法是巴基斯坦）的表兄，還要經受令人屈辱的“童貞檢查”。當她被追回來時，她的父親怒不可遏，威脅要殺了她，還好她的母親和兄弟進行了阻攔。他們回到了英國，不久她的兄弟們發現了女孩反復表達自己想要逃走的私人信件。她因此被囚禁在房間裏，最終被她的父親“傷害致死”——她的父親隨後割了自己的喉嚨，然後跳下了自家的陽台。[1]
在審判前的訪談中，阿蔔杜拉先是否認對自己女兒的死負有責任。他狡辯說女孩是自殺的，而自己因為萬分悲痛，所以才從陽台上跳了下來，希望也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當地的阿拉伯社區為他籌措了高達125000英鎊的保釋金。但他不得不面對那些與他說辭完全相反的證人和自己良心的拷問。最終，他在法庭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因此被免除了死刑，判處終身監禁。在評論者尤恩尼·威坎（Unni Wikan）看來，這一事件體現的是“一個特定社群糟糕的集體價值觀，讓一個男人認為殺死自己的女兒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盡管這一事件本身“更多地還是體現悲劇性本身”。威坎自己是個致力於拓展跨文化理解邊界的人類學家，她的作品《法蒂瑪的榮耀》（In Hon-or of Fadime）是關於法蒂瑪·薩西達事件的研究專著。2002年，這個有著瑞典和土耳其雙重國籍的二十六歲女孩，同樣被自己的父親殺害。事件本身使她個人具有的所謂“意義”得到升華。“我有幾次猶豫不決，因為我好像為我不想同情的人提供了太多同情。”薩西達在公開的網站上這樣寫道。她的困境對我們也有所啟發。“榮譽謀殺”這類犯罪最大的問題在於其中有太多的不可理解。兄弟怎麽會殺死自己的姐妹，父母又是怎樣地喪失人性，才會對自己的孩子痛下殺手？但很多時候，問題本身就隱藏了自己的解答：它是無解的，而它的不可理解與它的非人性因素緊密相連。它們的發生提供的是一種邊界，讓我們見識到人類理性之外的世界，人們對某些行為的判斷法則已經超越了人性界限。這些事件通常是悄無聲息的，沒有什麽故事好講，沒有什麽聲音會被聽見，也沒有什麽復雜的心靈需要被理解。但事實是，我們有太多內容需要從這些死去的女人身上了解——關於她們的家庭和她們自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這一章裏，我會把矛頭指向那些所謂的質疑者，考察他們為何會認為莎菲莉亞在說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