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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幾個星期之後，尼諾見到我，他開門見山，用他特有的陰郁語氣讓我盡快寫半頁材料，簡述一下我和神父之間的沖突。

“幹什麽用呢？”

他對我說，他正在編輯一本叫《那不勒斯：窮人的旅館》的小雜志。他在編輯部裏談到了這件事，幾個編輯對他說，如果能寫一段簡述，那他們可以試著編入下期的雜志。他給我看了一眼那本雜志，那是一本大約五十多頁的小冊子，封面是暗灰色的，目錄裏有他的名字，還有他的一篇文章，標題是《悲慘的數據》。這時候，我想到了他父親在瑪隆蒂海灘上帶著那種心滿意足、得意洋洋的神情，朗讀那篇刊登在報紙上的文章時的情景。

“你也寫詩嗎？”我問他。

他滿臉鄙夷地否認了。我馬上答應了他：

“好吧，我試試。”

我非常激動地回到家裏，感覺腦海裏全是要寫的句子，在路上，我很詳細地對阿方索說了我的想法。他為我感到不安，再三叮囑我什麽也別寫。

“他們會寫上你的名字嗎？”

“是的。”

“萊諾，神父會生氣的，會讓你考試不及格的，他會讓化學老師和數學老師和他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他的焦慮傳染到我身上，我失去了信心。但我們一分開，我一想到我的小文章很快就會出現在一份雜志上，印著我的名字，我可以向莉拉、我父母，還有奧利維耶羅老師和費拉羅老師展示，我還是決定把文章寫出來，寫完後我會進行彌補。對於我來說，能獲得那些我欣賞的人（加利亞尼老師、尼諾）的掌聲，這真讓人振奮。我要和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那些落伍的人（神父、化學老師和數學老師），但在對手的眼裏，我也要好好表現，來獲取他們的欣賞和尊重。我要在文章發表之後，再一次進行彌補。

整個下午，我都在寫那篇文章。我找到了一些非常簡潔、充滿內涵的句子，盡量表明自己的立場，說得有理有據、充滿尊嚴，還用了很多很生僻的詞匯。我寫道：“假如上帝無所不在，那他為什麽還需要通過聖靈來傳播呢？”但半頁紙很快就寫滿了，我只寫完引言部分，其他內容怎麽辦呢？我又重新寫，放慢節奏，從最基本的東西寫起，埋頭嘗試了幾遍，最後的結果基本令人滿意。我就去預習第二天的課程了。

但不到半個小時，我又產生了一些懷疑，我感覺自己需要別人的肯定，誰能幫我看看我寫的文章，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呢？我母親？我的幾個弟弟？安東尼奧？他們當然不行，唯一的人選是莉拉。但是，我去找她就意味著承認她的權威，實際上，我現在才是那個有學問的人。

開始，我很不情願去找她。我害怕她看到我寫的那半頁紙，短短幾句就把我打發了。我更害怕的是，她只言片語就會改變我的想法，使我的思想走極端，打破我寫的那半頁紙裏的平衡。最後，我還是跑去找她，希望能找到她。她在她父母的家裏，我跟她說了尼諾的事情，把筆記本遞給了她。

她很不情願地看著那頁紙，就好像上面的文字會傷她的眼睛。像阿方索一樣，她問我：

“他們會寫上你的名字嗎？”

我點了點頭。

“寫上埃萊娜·格雷科？”

“是的。”

她把筆記本遞給我。

“我沒辦法對你說是好，還是不好。”

“求求你了。”

“別這樣，我沒這能力。”

我不得不再三堅持。我對她說——盡管我心裏清楚這不是實話——我說，假如她不喜歡，假如她拒絕讀這篇文章，我不會把它交給尼諾去付印的。

最後，她讀了那篇文章，她讀的時候全神貫注，就好像背了一個很沉重的包袱。我感覺她在做一個痛苦的努力，想把內心深處以前的那個莉拉解放出來——把那個讀書、寫東西、繪畫、做設計、反應敏捷的莉拉解放出來。她看完整篇文章，好像放松下來了。

“我可以刪節嗎？”

“當然可以。”

她刪去了很多詞匯，還有整個一句話。

“我可以移動句子的位置嗎？”

“可以。”

她把一個句子圈了起來，用一道曲線，移到了那頁紙的最上方。

“我能把這篇文章重新抄在一張紙上嗎？”

“我自己抄吧。”

“還是我來吧。”

她寫了一會兒，最後把筆記本還給我說：

“你非常厲害，難怪他們都給你十分。”

我感覺到她的語氣裏沒有諷刺，那是一句真誠的恭維。最後她的語氣變得生硬，說：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寫的任何東西。”

“為什麽？”

她想了想。

“因為會讓我頭疼。”她用手指敲了敲腦袋，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