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九章 謀反案(七)(第2/4頁)
文彥博點點頭道:“方才張三的一番解釋,其實已經講明此理。也就是關於稅法的解釋。法家並沒有將稅定義為惡,而是將逃稅、漏稅定義為惡。而張三是將‘稅’定義為惡,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別。法家相對的是人,而法制相對是……”
話說至此,他突然意識到什麽,旋即閉口不言。
一旁聽著劉述忙問道:“文公,是什麽?”
文彥博、富弼他們默契地相視一眼,均是撫須不語。
司馬光就比較耿直,直接道:“是權力。”
劉述面色一驚,但很快就明白夠來。
張斐一直強調,將“惡”束縛,那麽問題來了,此“惡”為何能夠掙脫束縛,根據牛頓定律,背後肯定是有一個力在推動此“惡”去沖破束縛。
官場中是沒有什麽地心引力的,官場中就只有一個力,那就是“權力”。
那麽再回過頭來看,束縛的也就是權力。
呂公著又問道:“二者孰優孰劣?”
“???”
幾個當代最聰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覷。
文彥博撫須道:“其實二者所追求的結果,可能都是輕徭薄賦,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樣。”
他還是認為此與二者的理念有著莫大的關系,在儒家系統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規勸君主為主,若不分善惡,又如何去規勸君主,總不能勸君主行小惡,勿施大惡。
在儒家體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對立面的,對錯,善惡,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雜稅是為惡,輕徭薄賦是為仁。
法制之法則不同,它的理念是捍衛正當權益,在這個理念下,收稅就是一種惡,收稅絕對有侵犯個人正當權益,但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惡,因為他本身就能將惡給束縛住。
但束縛住的結果,多半還就是輕徭薄賦。
這跟法家之法是極為不同,法家之法並非是強調束縛惡,而是強調逾越者為惡。
在法家之下,稅是可以無限膨脹的,這不是惡,但若你不交稅,這就是惡。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稅本身就是惡,必須得束縛住,不能無限膨脹,必須得小心謹慎。
法家和法制,行為其實是類似的,只是對“惡”的定義不同。
那麽文彥博就認為,孰優孰劣,是見仁見智。
但是富弼卻不這麽認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優劣。”
文彥博的孰優孰劣,其實站在統治階級,也可以說是站在士大夫階層,對於他們而言,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若從百姓的角度來看,會更偏向哪種?
肯定是傾向於定義為“惡”。
輕徭薄賦,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當然也是惡。
文彥博又問道:“那富公以為,孰優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皺了下眉頭,搖搖頭道:“這還真不好說呀!”
此孰優孰劣,問得並非是儒法理念之爭,而是指當百姓將稅全部定義為“惡”和將稅區分善惡。
此問,就是從治理的角度來看。
但這是從未有過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當百姓認同這個說法,到時是增加治理的難度,還是減輕治理的難度。
到底孰優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評價。
司馬光突然道:“雖說百姓可能會傾向於不可缺少的惡,但我以為這並不利於朝廷治理,若都定義為‘惡’,百姓是難以理解的,可能會認為交稅就是惡行,因為大多數人可能都不懂何謂‘不可缺少的惡’,若分善惡,百姓是能夠更好的理解,同時也能體現君主的仁政。”
劉述點點頭道:“君實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話已經傳出去,我們又該如何避免?”
司馬光卻也不知如何回答。
呂公著突然道:“這個問題,一日兩日是討論不明白的,我們還是先找個地方坐下,邊吃邊談。”
……
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惡。
因為在王安石看來,在收稅方面強調仁政,那就是偽君子的行為,上面天天仁政,下面天天叫苦,就不如承認這是惡,不管是增稅,還是減稅,都有道理可依。
如今就是只有減稅有道理可依,增稅就找不到道理,但國家有些時候,是必須要增稅的。
而司馬光還是更偏向於傳統。
然而,他們這些學問大家,都未有討論出一個結果來,可見這個話題是真的具有爭議。
整個中午,都沒有人再關注什麽謀反案,大街小巷,全都在議論這不可缺少的惡。
說到底,謀反案多數人也就只是看個熱鬧,幹他們屁事,但稅收跟每個人都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