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九章：朱元璋的改革（第2/3頁）

“咱這些年來，對於懲戒貪汙行賄，如此嚴苛，可頂風作案之人，依舊不在少數。”

“這些人之中，不少還是咱欽點的進士，無論是從面相上看，品德上看，咱都感覺不該是能夠做出這些事情來的。”

“可是偏偏，查探之下，就是這些人，枉顧了咱的恩德，一個個貪起來，越發可惡。”

“有些地方，連著三任官員，都被咱發現了貪汙之事處死，偏偏這上去的第四任官員，不顧前車之鑒，也是要貪。”

“大明開國二十六載，咱也殺了二十六載，偏偏這些家夥，給咱一種殺之不盡的感覺。”

“詹徽，你倒是跟咱說說，他們這些人，到底是怎麽想的。”

朱元璋的語氣中，有埋怨，有憤怒，亦有不甘，唏噓。

在《大明律·刑律》中，朱元璋專設《受贓》一篇，共十一條。

依次為《官吏受財》、《坐贓至罪》、《事後受財》、《有事以財請求》、《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對官吏受財的現象作了極為詳盡規定。

上自皇親國戚，下至地主富商，如若有犯，都要依法懲處，決不能以私害公而放縱一個罪犯，也決不允許以金贖罪。

該殺則殺，該罰則罰，一視同仁，案情全部查清後，行賄者與受賄者均受同罪。

在朱英入宮前，對待貪汙的官吏采用酷刑，殺雞儆猴，也是朱元璋立下的雷霆手段。

對於懲治貪官的刑罰，肉刑有墨面文身、剁指、斷手、刖足、挑筋等。

死刑有族誅、淩遲、梟首、棄市、“剝皮實草”等。

真可以說，在反腐這塊，自從大明立國之後，就一直圍繞在朱元璋的身邊。

朱元璋為了加大反腐力度，設立了從朝廷到地方的監察機構，其組織之嚴，權力之大，都是前朝歷代絕無僅有。

在中央朱元璋設立最高反腐機構都察院，將刑、檢、法職能集於一身。

不久又設置六科給事中，專事糾舉彈劾六部中的貪官汙吏。

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監察禦史外，同時又在各省設按察司，掌監察之職。

後來又設立“巡撫”制度，由朝廷派親信重臣大臣到各地出巡，監察地方官吏。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向全國頒布了《大誥》，其中有一條新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的官員，賦閑的官員。

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裏”。

當地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可將這些人抓起，綁送京師，倘若有人膽敢中途攔截，則梟首示眾。

朱元璋開展雷厲風行的肅貪運動，歷時之久、措施之嚴、手段之狠、刑罰之酷、殺人之多，為幾千年王朝歷史所罕見。

詹徽聞言，立即回道：“以臣所見，這些曾經學子，心性不佳，為官上任後，在面對諸多誘惑之下，難以把持自身。”

“所以才會枉顧陛下恩典，行觸發律法之事。”

詹徽不敢簡單的回了一句，就馬上閉嘴了。

深諳從官之道的詹徽，心裏頭非常的清楚，在陛下如今的狀態下，可謂是多說多錯。

況且他本身為吏部尚書，掌控天下官員升職任免。

如果不是陛下信任，早就烏紗不保了。

朱元璋也沒過於在乎，而是自顧自的說道：“曾經咱大孫，其實是跟咱提出過這個問題的。”

“只是咱一直以來，並沒有太過於放在心上，今日看了這丹徒縣的情況後，後知後覺發現，大孫的說的，似乎極為在理。”

詹徽適時道：“不知道太孫殿下出了何等妙計。”

朱元璋回憶了下說道：“大孫的意思在於，無論是地方縣城，亦或是府城郡城，都存在一個很大的弊端，那便是他的掌權者，在文武之上，幾近歸屬於一人管轄。”

“當失去了別人的鉗制，大權在手時，太多的事情，就開始變得完全不同起來。”

“若是心懷仁慈還好，若是心有邪念，則自然更為容易與一些地主商人，行官商勾結之事，同流合汙。”

“要想把貪汙的風氣，徹底的止住，那就必須要有人相互牽制，互為對頭，最好分為三方，以三足鼎立之勢，分割手中權力。”

“如此一來，便可使其在違法時，有忌憚之心。”

聽完陛下的話，詹徽的心裏隱約有些觸動。

和其他人所不同的是，詹徽是為酷吏，因為一些關系，並沒有宗族朋黨。

像是舉薦丹徒縣知縣劉秉元，那也是因為劉秉元此人，確實有才華在身。

也正是因為這等緣由，所以朱元璋對其在忠誠上，一直都是相當信任。

詹徽本身的涵養，是非常之高的，除了有一些刻薄，性格有些陰險之外，不失為一個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