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槍杆子（第3/7頁）

蔣介石也常以“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是據說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難舍，痛於言表。

可惜此說來自蔣介石自己修訂的《蔣公介石年譜初稿》。

當年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床前侍衛李榮的回憶是：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時30分鐘止，（孫）絕終語不及私。12日晨1時，即噤口不能言。4時30分，僅呼‘達令’一聲，6時30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9時30分，一代偉人，竟撒手塵寰，魂歸天國。”

臨終的孫中山呼喚了宋慶齡，呼喚了汪精衛，卻沒有呼喚蔣介石。

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該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所謂“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蔣介石卻既不是其中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不是國民政府委員，也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也不是，他還只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的人物。

孫中山至其臨終，也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蔣介石1905年在東京由陳其美介紹認識孫中山。但孫中山倚為股肱的軍事人才，先是黃興、陳其美，後是朱執信、鄧鏗、居正、許崇智和陳炯明。陳其美殉難，孫中山說“失我長城”；朱執信病逝，孫中山說“使我失去左右手”。

孫中山對陳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競存（陳炯明）兄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蔣介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未委派蔣重要的軍事職務。

最先欣賞蔣介石的倒是陳炯明，他發現此人的才能絕非限於參謀方面。蔣介石在陳部幹了一段作戰科主任，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

陳炯明說對了。最後他果真敗於蔣介石之手。

蔣介石與陳炯明關系不錯。1922年4月，陳炯明準備叛變，向孫中山辭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之職。孫中山照準。蔣介石不知陳意，還想找孫中山為陳說情。不成，便也辭職。在回滬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已非一日，千裏咫尺，聲氣相通。”

但陳炯明一叛變，蔣立即拋棄與陳的友誼，站到孫中山一邊。

孫中山正是因為陳炯明的叛變，第一次對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言中寫道：“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啟程北上。國民黨黨史記載，北上前兩天，“總理令（黃埔）新軍改稱黨軍，任蔣中正為軍事秘書”。這是孫中山給蔣介石的最後一個職務。孫中山北上至去世4個月時間內，再未給蔣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蔣介石1963年11月在台灣回憶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幹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我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語之間，飽含當年的不遇與委屈。孫中山不曾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何人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呢？蔣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來說，將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來說，則該歸於蘇聯顧問鮑羅廷。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職務，離不開共產國際這位重要人物鮑羅廷，他是第一個把蔣介石推上權力高峰的人。蔣介石登上歷史舞台，給中國近代革命帶來很大影響，實際上打開這個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產國際駐中國革命的總代表鮑羅廷。

前不久我們很多雜志推出了對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100人，鮑羅廷名列其中。這100人包括愛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對鮑羅廷是完全不了解的，但這是個對中國大革命影響非常大的人物。當時是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把鮑羅廷推薦給孫中山，孫中山接受鮑羅廷為大革命時期的顧問，孫中山那時候還專門發布了一個委任狀，委任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這個教練員跟我們今天的體育運動教練員完全不一樣，他實際上是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者，是他一手把蔣介石推上中國近代史的舞台。

20.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助國民黨確立建黨模式

在國際上有這樣一個比喻，對20世紀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三位思想巨人都是猶太人：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也有兩位猶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中共黨內發現了王明；一是鮑羅廷，鮑羅廷在國民黨內發現了蔣介石。當然，鮑羅廷能夠認識蔣介石，能夠把蔣介石推到高位，與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居於關鍵地位是很有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