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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們起得很早。杜戈爾偏好已經做好的早餐，特別是別人做的早餐。阿曼達則更願意泡一個熱水澡，化好妝再下去。於是，杜戈爾一個人下樓去給兩個人點餐。吃完自己那份雞蛋、培根和番茄，他又去吃阿曼達盤子裏的香腸和炒蛋。

餐廳裏沒什麽人，只有那個女服務員在無精打采地整理著食品櫃裏的刀叉。那個老神父正以極其緩慢的速度進餐，杜戈爾想，是不是他的新陳代謝系統只有一個汽缸在起作用。日光下，他的外套、頭發、膚色等等，一切都在暗示他的肌體正處於逐步分解的過程中。“塵歸塵。”杜戈爾對著最後一叉子炒蛋說，說完還朝手裏緊攥著菜單出現在門口的裏瓦拜德夫人禮貌地點了一下頭。她拾起教堂休眠人掉在地上的餐巾，問杜戈爾的咖啡要不要續杯。

阿曼達走進來時，房間裏的氣氛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那個女服務員直起腰板，裏瓦拜德夫人則茫然地撫平了裙子上的一個褶子。杜戈爾可以對天發誓，那個神父這次是故意把餐巾丟在地上的，好趁機轉身彎腰，好好看阿曼達一眼。

阿曼達說了一聲“早上好”，這句問候並不針對任何人。（杜戈爾想，在英國旅館裏，如果只對一個人說“早上好”，好像比根本不說更不禮貌。這是一個討厭的令人左右為難的時刻。）說完，阿曼達坐了下來。他給她倒了一杯咖啡。這張桌子位於窗邊，他們盯著窗外的中央大街，用談論天氣來打發時間——雨夜裏就停了，可你卻無法把這樣的天空和晴朗的天氣聯系在一起。許多心情陰郁的人出門購物，他們帶著沉痛的心情急匆匆地走著，像是趕著去參加一場葬禮，再不快走就要遲到了似的。

半個小時後，杜戈爾和阿曼達來到外面的世界，這才明白為什麽人行道上籠罩著如此壓抑的氣氛。的確，天不再下雨了，但是一股邪惡的東風無孔不入，用細砂紙般的無情和冷漠對待暴露在外的皮膚。阿曼達拒絕換掉那件優雅的薄皮衣，杜戈爾則立即降低了著裝標準，從迷你庫珀的後備廂裏拎出一件穿了不少年頭的粗呢大衣。

他們在中央大街上買了一包煙，給阿曼達的相機買了膠卷，然後腳步輕快地沿著從藥店向南一直延伸到大教堂西門的部長街向前走。等他們走到那裏時，一座十九世紀應某個主任神父的要求放在西窗上、看起來與整體風格很不協調的鐘敲響了九點一刻。在旅館的時候他們就商量好了，這個時間去拜訪穆恩斯太太顯然太早，大教堂才是他們該去的地方。杜戈爾心裏抱著一個希望，但是沒說出口。他希望在教堂裏找到某種線索。

西門有十二英尺[1]高，由橡木制成，分為兩扇，上面覆蓋著鑄鐵的葉飾，交織著某個人姓名的首字母首尾相連地重復著。其中一扇上面鑿出一個便門。打開那扇門時，杜戈爾發現，根據某個心思縝密的教士或者神父的意見，他們故意增加了門的重量，強有力的彈簧可以將門關緊，使得它像教堂的捕鼠器一樣“啪”的一聲正對著阿曼達的臉關上。

教堂內部給杜戈爾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寒冷陰暗；第二個印象是，一條寬得可以允許幾輛車並排行駛的石路。實際上，教堂的正廳裏擺滿了橙紅色的塑料椅，那種坐下去就會彎得令人擔驚受怕的椅子。

“這是要舉行大型宗教集會吧。”杜戈爾耳語道，童年時接受的訓練使他很難用正常的音量在教堂說話。

阿曼達指著門旁邊的一個布告欄，上面介紹了座位的安排情況。將有一大批羅辛頓人出席這次旨在聲援世界反種族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組織的音樂會。演奏的所有曲目都是俄羅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安東·佩特洛維奇·斯普多維斯基的作品。杜戈爾注意到，這些作品中包括升F小調反協奏曲《惡心》，上個月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首演時，這部作品曾引起轟動。

一個教堂管理人出現在北邊的過道上，這個胖子穿了一件偌大的黑色法衣，衣角幾乎垂到地上，給人感覺是向他們漂浮過來，而不是走過來的。他的確是朝著他們這個方向來的：不可能搞錯，那張肉嘟嘟的臉上有很明確的目的感。杜戈爾看見他的脖子上戴了一條鏈子，上面掛著一枚帶有大教堂標志的獎章。那枚獎章隨著他的身體輕輕搖擺，仿佛一只小小的無煙香爐。

“未經允許不許拍照。”那個教堂管理人宣告，他的聲音將沼澤地帶的元音和神父的輔音微妙地結合在一起，“或者你們未向教堂維護委員會交納兩英鎊的費用。”他的目光意味深長地遊離到那個從阿曼達的右肩膀上垂下來的照相機上。

“哦，是啊。”杜戈爾說，“拍照。我們還沒拍呢，但是我想我們會拍的。你是說兩英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