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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爾住的那幢房子位於芬奇利路的拐角處。房子的正門安在一個拱門上，設計靈感來自垂直風格[1]，但是從支撐門廊的柱子上依稀可見希臘的榮光。現在大堂裏很陰暗，可是到了夏天，這裏不僅幽暗，而且涼爽得令人精神煥發。鋪成黑白棋盤圖案的石板地讓杜戈爾聯想到威尼斯的宮殿和室內樂。今天，不知怎麽，杜戈爾想起了一個中國皇帝，他把庭院擺成棋盤的樣子，給罪犯穿上合適的衣服，拿他們當棋子玩。下棋者的技巧和策略將決定這些罪人死亡的速度。當王還是卒，哪一個更好呢？還是陽台上的皇帝？

他一步邁兩個台階，眼睛逐漸適應了從樓梯拐角處的彩色玻璃窗外透進來的昏暗光線。

杜戈爾住在四樓的閣樓上。起初這個地方只放了一張很大的台球桌，如今這個空間則被分隔成一個客廳、一個臥室和一個極小的廚房。三個房間的頂部都開了一扇長形的天窗，仿佛把一個小型的空中溫室架在了房頂上。

他在客廳裏找到了阿曼達。她正在電暖爐前用兩副牌玩一局復雜的紙牌遊戲。她沒有擡頭，他的手觸碰到她的肩膀時，她卻對著放在地板上的十二列八摞紙牌說：“你好，威廉。一會兒就好了。”

“紅九放在黑十上？”杜戈爾說，“我去煮茶。”

“沒轍了。我所有的國王都沒了。沒茶葉了。”

“我買了一點。”

杜戈爾擠進廚房，把水壺裝滿，打開爐子。等水開的工夫，他把買來的茶葉倒進茶葉罐裏，洗出來兩只馬克杯，在垃圾桶下面找到了托盤。他又聞到了一股怪味，塑料垃圾桶裏或許又有什麽異域植物在茁壯生長。水開了，把他從尋找異味源頭這個道義責任上解脫出來。他把茶壺沏滿，放在托盤上，端到客廳裏。

阿曼達正在收拾牌。“天窗又漏了。”她的語氣很隨意，“警察那邊怎麽樣？”

“沒勁。一個很無趣，另一個一直在摳鼻子。例行公事罷了。”他把托盤放在兩個扶手椅之間的八角桌上。突然，他不能再維持無動於衷的假象了。“對了，今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漢伯裏寄來的。我猜是封信吧。還沒打開看呢。”

阿曼達用懷疑的眼神看著他。每次她露出這種表情，都會讓他焦慮不安，想要做一些醜陋不端的行為，比如把刀子放進嘴裏。

“你的意思是，你還沒拆信呢？”

“沒拆。也許等等更好。我的意思是說，天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麽東西。我拆信，你倒茶吧。”

杜戈爾掏出小刀，割斷細繩，劃開信封口。大信封裏還有兩個小信封，其中一個信封裏裝的是信，另一個裝的是一摞用皮筋捆起來的鈔票。他看著坐在對面的阿曼達，後者大笑道：“給我讀讀信上都寫了什麽。”

杜戈爾把信展開。這是一封長信，用酒店的信紙寫的，一共有六七頁，紙上擠滿了浮誇的筆跡。

我親愛的威廉：

我希望你永遠也不要讀到這封信。我會把它寄給我的銀行，並注明如果沒在一個星期內告訴他們取消的話，就轉交給你。我想，這也算是一份保險單。

你也許很納悶，這一切到底是怎麽回事。今晚我和你一起喝酒時就已經知道有人想殺我了。現在我認為他們動手的時間可能比我預期的要早。恐怕這聽起來像是一出瑣碎的情節劇。給你寫信是因為我喜歡你——也許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而且我也沒有別的寫信對象。無論如何，我欠你一些錢。

今天晚上，我故意在很多方面誤導了你。甘波過去是為我工作的。在牛津時我就認識他，不過是泛泛之交。他接受了我給的傭金，後來卻試圖敲詐我。他知道這筆交易與金錢有關，於是也想分一杯羹。他以為自己的能量在不斷提升。我年輕時犯過一個小錯，他抓住了這個把柄。

我真是受夠他了。為了讓你了解事情怎麽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請允許我概述一個很短的故事。上個月你肯定在報紙上看到過奧斯維斯·弗農·瓊斯的訃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他教授的有關犯罪的課程曾經在全社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你當時可能太年輕了，不記得當年他對耶穌受難像《我主於群賊之間》的重估所引發的震驚和爭議。他在達特穆爾做過神父。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他開始密切關注幾個康復中心，那是他在羅辛頓大教堂做教士之前的事。

這位神父還有一個職業。據我所知，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人知道。我必須補充一句，在達特穆爾時，為了增加收入，他在我的幫助下開發了另一項副業：他成了一個毒品販子，不過是以一種謹慎高級的方式——他只通過中間人操作。

起初，他關心的是為挑選出來的犯人提供“生活用品”。他很可能把這視作“愛你的鄰居”這項運動的延伸。但很快他就卷入了這項活動，不只是在金錢方面，也在智力方面。當然，他處在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上。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一個神職人員竟然可以輕松穿行於各個階層的人中間，特別是他對罪犯的興趣是合理的、出於神父職責的。他的組織迅速擴展到達特穆爾以外的地方。當他離開那裏不做神父後，他開始四處旅行，於是把那個組織又擴展到了更遠的地方。當然，還是我在幫他的忙。他很善於交際，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他既能讓主教開心，也能讓殺害兒童的兇手心情愉快。這對他來說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