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磚縫裏的骨頭

如果你曾坐在咖啡館聽別人談話，就會留意到，人們總會不經意地評價過去的人和事。要是你沒泡過咖啡館，隨便回想幾次你聽到的談話，也會發現確實如此。

講過去的人和事，並加以點評，幾乎是每場談話無法回避的。

這裏的“過去”，一般不太遙遠：前天，上周，有一年……最多再遠一點，“那時候，我媽還沒生我”。

當談話跨越到講話者出生以前太遠的時代，就變成了“歷史故事”。

我們知道的歷史故事，往往來自書本、課堂和影視劇。這些超越人生經歷的故事，和親身經驗混合雜糅，形成了當下的我們。

你隨便一開口，就包含了過去所有的人生經驗和對歷史的理解。

《北洋夜行記》故事裏，有兩個人物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曾在清宮做太監的賴小辮，一個是在隆福寺賣人肉抻面的劉三。

賴小辮年輕時為了謀生，自己切了下面，進宮當了太監。後來給趕出宮，連自己的“寶貝”都沒帶出來。別的太監為找回“寶貝”費盡心力，他卻說：“我現在過得舒坦，還想它幹嘛？”於是，他嫖娼找樂，後來還結了婚。當年自己“甩櫃兒”的故事，他當作笑談講給人聽。

劉三年輕時，差點在饑荒裏餓死，為了活命，他吃了人肉。這件往事成了他無法越過的利刃，時刻絞殺他，只有化身為道德審判者，他才能覺得舒坦。於是他像背負使命的行刑者，一個接一個地殺人，再將人肉賣掉，“看見那麽多人都喜歡吃人肉，心裏總算踏實了”。

一個人為什麽變成現在這樣，不是因為他過去經歷了什麽，而是他如何看待過去。單一個體如此，社會也是如此。

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Cohen）在其研究義和團運動的著作《歷史三調》中，提出三種看待歷史的視角，也就是所謂Three Keys：事件（Event）、經歷（Experience）和神話（Myth）。

歷史學家講述過去的一段歷史時，往往是上帝視角。為了講述，他去定義“起因”“發展”和“結果”，並將其放在更廣闊的時間區間內審視，挖掘“意義”。這種歷史講述，把歷史當成了可以定義、描述和解釋的事件，是一種最常見的歷史“塑造”方式。 這樣的塑造，往往將鮮活多義的歷史變成時間線上的呆板標記。

事件講述者重塑過去的過程，神話講述者則給予過去解釋。他們為了某種目的——政治、意識形態或自我情感，截取歷史片段或某些特性，來下結論，宣稱這種結論是對過去的“正確”解釋。

1918年，陳獨秀曾寫文章批判義和團，認為這是一段“可笑可驚可惱可悲的往事”，“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此時的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向往“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當然要徹底反義和團。

1924年，陳獨秀又寫了幾篇文章說明他對義和團的看法。這次，他將義和團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並列為重要的國民運動：“……義和團之藐視條約，排斥外力外貨及基督教，義和團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國主義者之走狗，都無可非難……”

不同時期，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不是陳的思想有了實質性變化，而是他所處的陣營和宣揚的觀點需要這種轉變。

“為我所用”，就是帶有明確的目的性，將歷史資料工具化。這種情況下，歷史往往成為講述者的論據庫，成為當下觀點的背書。

最喜歡此種講述方法的，往往是振臂高呼者。要想一呼百應，就需要煽動和統一思想，不知不覺便會出於現實目的曲解和選擇歷史信息。這不是以史為鑒，而是以史為劍。

為什麽多數歷史記載喜歡找典型，做裏程碑？一是便於確定事實的“唯一性”，二是便於確立解釋的“正確性”。這樣的歷史書中，手持利刃沖鋒在前的領袖，往往居於畫幅的中心，名垂青史。然而，關注典型和裏程碑，是最無趣的。

相比之下，我更關心錯綜復雜和沒有經過學者“合理”解釋的歷史事實——當時當地人的“經歷”（Experience）。

被皇帝趕出宮的太監、因饑荒逃到北京挑糞的河南人、被軍人欺淩的巡警、在五四運動當天經過趙家樓的車夫……這些“半虛構”的人和事，存在於歷史塑造和解釋者的視線之外。大時代下的無名者，如同煌煌史書裏的毛邊，歷史車輪上的泥垢，或者不過是時代主線邊緣的墨點。

網上傳過一張電視劇截圖，男主角對著鏡頭說：八年抗戰就要開始了。這種可笑的編劇思維，就是簡單刻板歷史學習的結果。

歷史的親歷者，並沒有懷著各種預設的“目的”和“意義”，更沒有未蔔先知的全局觀。他們所面臨的是具體、實際的境遇，並因此做出艱難或隨意的人生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