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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激動地回答道。

“如果你能發上一大筆財，就能在下次危機到來之前介入，讓那些該死的家夥出局，對吧？”“對。”

“整個剛果停滯不前。政府百無一用，人們幹坐著等待可能舉行也可能不會舉行的大選。如果大選如期舉行，形勢很可能變得比以前更糟。因此，大選之前存在著一個真空。對吧？”“對。”我隨聲附和著。

“而我們現在就是要在其他任何討厭鬼采取行動之前去填補這個真空。美國人、法國人，以及許多跨國公司，一大堆人都在對剛果虎視眈眈。因此我們要在大選之前介入。我們要介入，也要留下來。這一次，將成為幸運的勝利者的正是剛果。”

我再次想要表明我對他說的一切十分贊同，但他沒給我機會表示，又接著說：

“幾個世紀以來，剛果一直像一個失血過多即將死亡的傷員。”他繼續說，但表述有點混亂。“阿拉伯奴隸販子，其他非洲人，聯合國，美國中央情報局，基督教徒，比利時人，法國人，英國人，盧旺達人，鉆石公司，黃金公司，采礦公司，世界上一大半的投機商，以及在金沙薩的剛果中央政府都在利用它，而且它現在隨時有可能要被石油公司利用。現在他們應當撒手了，而我們就是去讓他們撒手。”

他把焦躁不安的目光轉向坐在機身另一端的賈斯帕先生，後者正舉著雙手，看上去就像巴特西某個小商場裏沒有足夠英鎊硬幣的收銀員。

“明天會給你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麥克西宣布，拿上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沿著過道離開了。

你一旦被麥克西的魔咒鎮住，腦子裏就會一片陶醉。他講的任何東西對在雙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我來說都如音樂般悅耳。我的耳邊回響著麥克西的言語，飛機引擎不規則的轟鳴聲就不那麽明顯了。但緩過神的時候，我的心聲卻不那麽順從。

我對他說“對”，我說“行”了嗎？

我沒說過“不”，那我大概這麽表示了。

但我究竟說什麽“行”了？

安德森先生向我描述此項工作時有沒有告訴我，要把自己變成一座語言冰山，讓我語言天賦的十分之九都隱藏於水下？他沒這樣說過。他只是說，需要我去做點現場口譯的活兒，在謊言中生活，而不是在我們自小受熏陶的聖經真理中修煉。水上水下，人格受控導致分裂的事，他只字未提。

“辛克萊爾，不要那麽喜歡炫耀你的多語天賦。這事他媽的就那麽簡單。”拜托，怎樣個簡單法，隊長？我得承認，沒聽懂卻要裝懂，那很簡單。天天都這樣人家也不會把你怎麽樣。但換個角度說，明明聽懂了卻要裝不懂，依我看，絕不簡單。頂級口譯員總是本能地作出反應，那是練出來的。聽，然後迅速反應，這就是口譯。好吧，我同意麥克西的話，口譯員也會在恰當的時候才作出反應，但這與口譯員瞬間反應的才能就沾不上邊了。麥克西要我過後給他翻譯，那是炒冷飯。

我還在想著這些事，突然間，一個沒刮臉的飛行員大聲地叫我們系好安全帶。飛機像被炮火擊中一般，在頻繁的顫動中疾沖停下。艙門砰地打開了，一陣冷空氣吹了進來，我不禁感謝起身上穿的哈裏斯牌套衫來。隊長麥克西第一個從打開的門中跳下，然後是帶著背包的本尼，後面跟著提著手提箱的賈斯帕先生。在安東的催促下，我提著旅行包跟在他們後面費勁地走了出去。一踏上柔軟的地面，我聞到了退潮時海的味道。兩輛車開著前燈顛簸著穿過機場向我們駛來。先是一輛皮卡，然後是一輛面包車。安東把我推到面包車上，本尼也把賈斯帕推了進來。我們身後飛機的陰影下，那群穿厚夾克的男子正把黑色箱子搬上皮卡。面包車司機是個女的，包著頭巾，身穿一件皮夾克，簡直就是成熟版的布裏琪特。坑坑窪窪的小道上既沒有標示，也沒有路標。我們在往左還是往右？路邊有一群綿羊，在車頭燈強烈的近光照射下動也不動，呆頭呆腦地看著我們。車爬上了山頂，然後下坡。在無星的夜幕下，兩根花崗巖門柱搖晃著撲面而來又擦邊而過。車呼嘯著駛過一片奶牛牧場，繞過一片矮松樹林，最後停在一個四周高墻圍繞、鋪著卵石的院子裏。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圍墻跟屋頂。我們排成隊，跟在司機後面，走到一個燈光昏黃、足有二十英尺高的門廊裏。迎面是一排排的威靈頓長統靴，旁邊用白漆標著尺寸。“7”字中間帶了一畫，像是歐洲大陸風格；“1”則是往上的那一筆先寫。墻上像掛網球拍一樣掛著一些舊雪靴。蘇格蘭人穿過這些雪靴嗎？瑞典人呢？挪威人呢？丹麥人呢？或者這裏的主人只是一個收藏家，專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小飾品？麥克西說：“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島，那裏沒人會來打擾我們。”“你現在知道得越少，待會就能睡得越香。”我們的女司機在前引路。她的皮領子上有個標志，這讓我知道她叫“格拉迪絲”。我們排隊走進了一個大廳，頂部裝有椽木，四面八方都有走廊。主人提供了一壺茶和一盤冷點心，讓我們中間吃完炒面後還覺得餓的人可以填一下肚子。另一個女人名叫珍尼特，面帶微笑，正領著我們的隊員去他們需要去的任何地方。她讓我坐到一張放有刺繡座墊的高背長椅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