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陳玉龍的愧疚

從墨色的字跡和印戳來看，這是一份接處警登記表的復印件，主要內容如下。

報警人：陳玉龍。報警方式：電話報警。報警時間：2002年7月20日上午10時22分。案件發生地點：錦繡花園C區8號樓1218房。簡要案情：有人遭到綁架、非法拘禁。處警情況：接警後，何海峰、杜仁強、孫可、李夢晴十五分鐘內趕到現場。處警人：何海峰。值班長：李玉粱。

我對登記表裏提到的這件事並不陌生。

那是2002年，父母留下的爛攤子尚未梳理清晰，大筆資金不知去向。6月初的一個夜晚，我正為幾起官司愁得上火，幾個陌生人突然闖入我家，亮出帶有我父母筆跡與指印的借款合同書，聲稱拿不到錢就住在我家不走——我對此早已習慣。

我先是好言相勸，但他們根本不聽。我也想過報警，但深知報警沒用——我此前遇到過數次類似情況，每次都天真地選擇報警。但我年紀輕輕、勢單力薄，對方則通常是一群善於處理人際關系的中年人。以至於每次報警的結果都是：處警的警察將對方行為認定為“經濟糾紛”，而“經濟糾紛”屬於檢察院的職責範圍，民警無權幹涉，從而草草結束處警。

我咨詢過陳玉龍，他無奈地告訴我：如果沒有人脈，類似事件肯定會被認定為經濟糾紛。畢竟，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不出事，誰也不會為了維護正義去得罪人。

我想過先到朋友親戚家中躲躲，但，且不說親友們不願收留，就是願意，我也無法徹底擺脫糾纏，即便能擺脫糾纏，我也不好意思去麻煩人家。無奈之下，我只得任憑這些人住在家中。老婆當時還是女朋友，幾次提出過去陪我，都被我斷然拒絕，我絕對不能讓她牽扯進來。

住了半個月，這些人也逐漸失去了耐心，開始對我進行威脅和恐嚇，我所能做的只有忍受。6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這些人突然離開，我以為他們暫時放棄，不料其中一人當晚返回，還帶了四五個年輕男女。他告訴我，這四五個人都是HIV的攜帶者，如果不還錢，這些人就會一直住在我家，把家中所有生物用品用個遍。攜帶者們也毫不客氣，一進家門就洗澡洗臉、喝水做飯。

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得暫時離家，先到親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在嫌棄的目光和愧疚之心的驅使下選擇離開。我當時身上沒幾個錢，又不願再給其他人添麻煩，於是選擇在外流浪。好在當時是夏天，短時間的流浪也並不十分辛苦。七月初，我得知HIV攜帶者們已經離開，就決定趁天黑回家裏看看。當晚，在離家不遠的一條街道上，幾個陌生人跟上了我，軟硬兼施下，把我帶到了一個陌生的新建小區。

這個小區，就是錦繡花園C區。

8號樓是個公寓型的住宅建築。在1218房，他們依然通過各種方法逼我償還債務，我唯一能做的依然只有忍受。那些天裏，我不止一次地想過死，但生的希望從未徹底破滅。為了方便我籌錢，拘禁者們沒有沒收我的手機。7月中旬的一個深夜，看守者都已睡著，我悄悄翻動手機，在通訊錄中注意到一個不算陌生的名字：顧成傑。

父親在世時，有一次讓我幫他記錄顧成傑新換的手機號，我就順便存到了手機裏。我依稀記得父親說過，顧成傑是司法廳的一位什麽主任，兩人頗有私交。

第二天，我抱著一線希望給顧成傑發了短信，希望他能想辦法救我。顧成傑很仗義，當即回了短信，讓我弄清楚自己所在位置，然後找個值得信賴的朋友去派出所報警，就說你遭到了綁架。我說起之前屢次報警無果的事，他讓我不必擔心。

直到7月19號午夜，我才找機會弄清了自己所在的具體位置。思前想後，我決定把報警重任托付給陳玉龍。我聯系了他，身為律師，他深知替我報警存在極大的風險，但最終還是答應幫忙。

7月20號上午，四名警察敲開房門，無論拘禁者們如何解釋、威脅、表明與本地公安系統高層的關系，幾位民警都不為所動，堅持認為他們對我進行了非法拘禁，將我們帶回派出所進行調查。之後，派出所領導對我極其偏向的態度，讓幾名拘禁者意識到了那次報案存在特殊背景，因而主動承認了非法拘禁的事實。但最終，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這些，就是常嘉麗交給我的那份“接處警登記表”背後的故事。

我深吸了一口氣，擡頭看著常嘉麗：“這是什麽意思？”

“證明。”她嘆了口氣，“玉龍說，這是他對不起你的證明。因為這個表，他一直都沒臉見你。現在我交到你手裏，算是替他贖了罪，他也能瞑目了吧……”她緊繃的嘴唇猛然張開，淚水奪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