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些故事

我從1970年代起開始寫馬修·斯卡德的故事。當時我結束了第一段婚姻關系，一個人住在離哥倫布圓環一個街區的公寓裏。我計劃要寫一個系列，經紀人幫我和戴爾出版社達成了協議，隨後相繼完成了三本：《父之罪》《謀殺與創造之時》《在死亡之中》。

在那個年代，平裝書的分銷可謂困難重重，而戴爾的問題尤為突出。他們把付了錢但未出版的大量庫存退給作者和經紀人。若不是因為編輯比爾·格羅斯的個人熱情，馬修·斯卡德可能永遠都不會和讀者見面。

最終書出版了，盡管頗受讀者歡迎，但分銷狀況時好時壞，銷售也進展緩慢。通常沒人為原創平裝書寫書評，但這三本小說受到了不少評論家的關注， 《謀殺與創造之時》還進入了愛倫·坡獎的決選名單。

除了前三本以外，當時我其實並不打算繼續這個系列，也認為沒有別的出版社會接手。在當時的情形下，我應該轉到別的系列上，創作新的人物。

然而，我發現放棄馬修·斯卡德絕非易事。1977年，我開始以他為主角寫一個短篇故事—— 《窗外》，並最終把它擴展為一個中篇小說。兩個月以後，另外一篇《給袋婦的蠟燭》也出版了。（它被重新命名為《待宰羔羊》，原本打算將其作為一本同名合集的主打故事，但我把這個機會留到了下一次。）

這兩個短篇故事令我筆下的人物變得鮮活起來。幾年以後，我決定賭一把，動筆寫斯卡德系列的第四本長篇《黑暗之刺》，由唐·法恩在阿伯出版社出版。不久之後， 《八百萬種死法》出版。

無論是對我還是對馬修·斯卡德而言，這本書都極其關鍵。它的長度是之前幾本的兩倍，通過對一宗謀殺案的調查來推動情節，和馬修酗酒的原因有關，和人類存在的脆弱有關。它獲得了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入圍愛倫·坡獎的決選名單，最終贏得了夏姆斯獎。然而，在看上去這本書即將開啟一個時代的同時，它似乎又意味著終結。

接下來我還能怎麽寫馬修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五個長篇和兩個中篇等同於一部巨著，所有問題都在《八百萬種死法》裏得到了解決。主人公已正視並承認酗酒問題，並向關於自身存在的核心問題屈服。他的情緒得到了宣泄，而又有什麽人——無論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能得到更多呢？

我認為馬修的故事已經寫完了，他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我並不希望這樣，因為我喜歡用他的視角觀察世界，喜歡用他的口吻來寫作，但我不願為他強行“續命”。

如果不是因為這本書裏的第三篇故事《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那很有可能就是馬修系列的終結。

幾年前，羅伯特·J·蘭迪西正在尋找出版社洽談出版一本關於私家偵探的短篇集的計劃，若是成功和出版社達成協議，他希望我能寫一篇。我覺得就算答應他也沒關系，因為成功找到出版社的可能性實在是很渺茫。

作為美國私家偵探小說作家協會的成立者，鮑勃並沒有放棄。《八百萬種死法》出版後不久，他就跑來向我報告該書大獲成功。當時他已向奧托·潘茲勒的神秘出版社賣出一本合集的版權，所以來向我催稿。

我告訴他馬修的故事已經寫完了。鮑勃在失望之余也表示理解。奧托也一樣，但他沒有放棄懇求和勸說。我告訴他這不可能，但回家後想到了解決辦法——故事采用倒序的手法，由戒酒後的馬修講述爛醉如泥的日子裏的某次經歷。

結果相當令人滿意。艾麗斯·特納搶著買下登在《花花公子》上，鮑勃也將其收入他的合集中，美國推理作家協會還頒給我一個最佳短篇小說的愛倫·坡獎。一年之後，我給故事加上其他情節線，把字數從8500擴充到90000，最後成了《酒店關門之後》，這也是不少馬修系列粉絲的最愛。

我花了幾年時間才發現自己可以繼續寫馬修戒酒後的生活。1989年我寫了《刀鋒之先》，接下來的故事發生的時間會隔好幾年。2011年，我用《一滴烈酒》來填補當年的一個空白。故事圍繞馬修和巴盧的一次深夜對話展開，發生在1982至1983年之間， 《八百萬種死法》一年後。

多年來，我也一直在寫以馬修為主角的短篇小說。《蝙蝠俠的幫手》來自於朋友的一次經歷，鮑勃·蘭迪西將其收錄在《雇傭正義》中。《慈悲的死亡天使》的創作背景是艾滋病危機，收錄在傑羅姆·查林的國際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的合集《新推理》中。

我以前就和爵士樂大師霍華德·曼德爾關系甚好，但彼此從未謀面，僅僅通過我的經紀人保持聯系。霍華德曾為一個本地爵士音樂節做推廣，他拜托我以馬修為主角創作一篇和爵士樂有關的短篇小說，為音樂節做宣傳。最終的成品是《夜晚與音樂》。它就像一段插曲，我喜歡它最後呈現的方式，包括馬修和伊萊恩在裏面給人的感覺，以及紐約給人的印象。多年以來，它成了我的保留篇目。若有人想讀短篇，我會向他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