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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識到，肖恩開始看心理醫生，正是我去找他說我想報道洛夫頓一案的時候。我猜那時候他大概是想把我從這案子的旋渦裏推出去，以免我陷入跟他一樣的苦痛。我願意這麽想，告訴自己這就是他所想的。在山裏的那些天，我就緊攫著這個念頭自我安慰。

有天晚上，灌了許多酒之後，我站在旅店房間的鏡子前，思忖著應該刮掉胡子，再把頭發剪短，這樣我就跟肖恩生前幾乎一樣了。我們是同卵雙胞胎，有著一樣的淡褐色眸子、一樣的淺棕色頭發、一樣的纖長體格——但是很多人不會意識到這些。因為一直以來，我倆都不遺余力地打造與彼此截然不同的形象。肖恩戴隱形眼鏡，舉杠鈴練出一身的肌肉。我則戴普通眼鏡，大學時就蓄起了胡子，離開高中籃球隊後再也沒碰過杠鈴。我臉上還有那道疤痕，就是布雷肯裏奇事件中的那個未婚妻給我留下的，那是我的戰鬥勛章。

肖恩高中畢業後就去服了兵役，退役後當了警察，這一路一直留著短寸頭。後來他上了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在職課程，成功拿到了學位。在警察局裏，有文憑才能升上去。我畢業後則在紐約和巴黎瞎混了幾年，後來才走上念全日制大學的路子。我的夢想是當個作家，最後卻成了記者。我暗暗告訴自己，這只是權宜之計。我已經這樣告訴自己十年了，也許還要一直自我鼓勵下去。

就在那個晚上，在旅店房間裏，我久久凝視著鏡中的自己，但最後我既沒有刮掉胡子，也沒有剪短頭發。我不住地想著躺在冰冷地下的肖恩，愁腸百結。我決定了，到我死的時候一定要火葬，我不要在地下受苦。

最令我牽腸掛肚的就是那句遺言。警方的說法是這樣的：我的哥哥離開斯坦利酒店，驅車穿過埃斯蒂斯公園小鎮，來到貝爾湖。他停下了警車，卻沒有熄滅引擎，而是讓發動機繼續突突地轉了一會兒。他沒有關暖風，等熱氣凝在擋風玻璃上，蒙上一層霧氣後，他起身用戴著手套的手指在玻璃上寫下了那句話。他是反著寫的，所以在車外就可以直接讀出來。這就是他留給這個世界——還有他的父母、妻子和雙胞胎兄弟——的遺言：

遊離於空間之外，超脫時間之際。

我無法理解。什麽時間？什麽空間？他得出了某種令他絕望的結論，卻從不跟我們探討一下。他既沒有伸手向我求助，也沒有去找我們的父母，或者賴莉。是不是我們應當率先向他伸出雙手，即便在我們不知曉他隱秘的創傷之前？我獨行的這一路上，得出了結論：這是不可能的。他本就應該先向我們求助，他理當先做出嘗試，因為他沒有這麽做，他剝奪了我們援救他的機會，令我們陷入痛苦與內疚的深淵無法自拔。我意識到我的悲慟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怨恨。我怨恨他，怨恨我的雙胞胎哥哥，因為他居然這樣對我。

但是對亡者懷恨在心太難了。我沒辦法一直生肖恩的氣，而唯一能稍稍消減怒火的方法就是質疑警方的說辭。於是，我就陷入這種循環：否定，接受，憤怒；否定，接受，憤怒。一次又一次，周而復始。

在特柳賴德的最後一天，我給韋克斯勒打了個電話。我聽得出來，他並不樂意接到我的電話。

“你們找到那個提供消息的線人了嗎？跟肖恩在斯坦利見面的那個？”

“沒有，傑克，沒那個運氣。我向你保證過，一旦這事有進展就一定會告訴你。”

“我記著呢，我只是還有些疑問。難道你就沒有嗎？”

“放手吧，傑克。讓過去的就這麽過去吧，這樣我們大家都會好過些。”

“特別調查組呢，他們怎麽說？還是他們已經就這麽放過去了？案子結了？”

“差不多吧。這星期我還沒跟他們談過。”

“那你為什麽也還在查那個線人？”

“我有我的疑問，跟你一樣，就是有些地方還沒弄清楚。”

“你對肖恩的看法改變了？”

“不，我只是習慣把所有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我想知道他跟那個線人談了什麽，或者說他們是不是真的碰頭了。你知道，洛夫頓一案還在偵辦中。我倒是想把這個釘子案給破了，為了肖恩。”

我注意到他不再稱呼肖恩為麥克。肖恩，已經不再是警察圈子的一員。

接下來的星期一，我回到報社，重新開始工作。走進新聞編輯部時，我感到有好幾道目光落在我身上，不過這沒什麽不尋常的。每次走進來時，總有那麽幾個人會打量我，我能感覺得到。我有一份編輯部裏人人羨慕的好差事。沒有每天的例行苦差，沒有當日截稿時限的逼迫，我可以在整個落基山區自由自在地遊蕩，只用撰寫一個主題：兇殺案。所有人都喜歡精彩的謀殺故事。有時，我把一樁槍擊案拆解成幾個專題，追述兇犯和受害者的生平，描述他們命運相交的致命一刻。有時，我又會寫一樁發生在櫻桃山上流社會的謀殺案，或者萊德維爾小鎮的一起酒吧槍擊案。販夫走卒的案子，鴻儒雅士的案子；毛毛雨一樣的小案子，駭人聽聞的重大兇案，我哥哥是對的，只要寫得好，報紙就會大賣特賣。而我就是幹這個的，我就擅長從容不迫地講故事，並且把它們講得娓娓動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