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橋賢治覺得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跟“日美關系”這個復雜又扭曲的問題糾纏在一起。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日美軍事同盟由此確立。新的安保條約，是美國用來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和戰略部署的重要手段。而對於戰後喪失了軍隊和外交的日本來說，條約如同一把沉重的保護傘。從此以後，在國際安全上完全仰仗於美國的軍事保護的日本，逐漸擴大著在國際關系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但是卻也從此走上了長達50年的依賴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在國際問題上處處受制於美國。由於日本一直在持續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加上戰爭遺留問題，日本始終無法被鄰國信任，難以融入亞洲社會，在國際社會中也一直遊離於“正常國家”之外。

昭和六十年50，二十五歲的三橋賢治進入外務省，成為了一名高級官僚。那個時候，對於“親美”外交政策還無法深刻理解的他，首先體會到的卻是日本為“親美”付出的沉重代價。那一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充斥全球。即使是當時在技術上並不占有絕對優勢的電子產品，也由於日本政府對壟斷行為的寬容，而得以通過提高國內價格，來彌補低價傾銷國外市場造成的損失。當時的水名集團，也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下成功地登陸美國市場的。而當時的美國，卻處在財政赤字與貿易逆差的漩渦之中難以自拔。對於美國來說，似乎最直接有效的藥方，就是下調美元匯率，以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

昭和六十年51九月，美國、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在紐約的廣場飯店簽署廣場協定。協議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匯市場，下調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同時強迫日元和馬克大幅度升值。廣場協定揭開了日元升值的序幕，從昭和六十年到平成六年52的十年間，日元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升值，股價和房價則以每年將近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長。而當時，日本年均GDP增幅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經濟的泡沫已經膨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為了縮短泡沫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距離，平成元年53日本政府開始了貨幣緊縮政策，以遏制經濟泡沫的膨脹。由此卻導致了股價和房價大幅度下跌，銀行形成大量壞賬，日本經濟進入了長達二十年的衰退期。

在三橋賢治從政的這十九年時間裏，他始終站在與美國平等外交的夢想和民自黨“從美外交”的現實的矛盾之中。身為民自黨的幹部，又有長達十年的駐美經驗，三橋賢治深深體會到，在外交關系上對美國唯命是從的無可奈何。他知道，現在的日本想要徹底實現“正常國家化”，必須仰賴美國的支持。正因為此，縱使他內心有多麽仇恨美國對於日本的控制和玩弄，表面上依舊是一個親美的民自黨外務省官員。

平成十六年54，是三橋賢治進入外務省的第十九年，也是他作為外交人員，在華盛頓大使館工作的第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他受邀出席了美國副國務卿為各國使館人員舉行的非正式晚宴。類似這樣的社交活動每天都會在這個國家的首都舉行無數次，不論是大學、公益團體、公司，還是政府從上到下各個部門，為了拓展人脈疏通關系擴大影響力，都頻繁的以各種名目盡可能多的組織招待會。比起頭銜名譽和廣告，美國人更相信與對方直接接觸時的直觀感受。因此與什麽人建立關系，選擇什麽樣的合作夥伴，第一輪的篩選，往往就是在這種非正式場合的觥籌之間進行的。

雖說是副國務卿主持的晚宴，到場的又全是各國的高級外交官員，整個會場看上去卻是熱鬧而閑適。在這個從來不在形式上強調等級關系，越是社會地位高的人，在社交場合上越會將謙卑當成風度的國家，你常常會吃驚的發現，剛才跟你愉快地大聊某一道菜肴的人，其實就是某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甚至是聯邦法院的法官。

這些，都是在等級分明唯權威至上的日本社會中不可想象的事。在華盛頓的這七年時間裏，三橋也逐漸習慣了與頭銜比自己高的人平起平坐的交往方式。雖然對於美國他有太多看不慣的地方，但是這種社交方式，卻是他作為一個日本人無比羨慕卻又無能為力的。

宴會照常在主辦者簡短卻滿是幽默的開場白中開始了，三橋剛喝了一口手裏的香檳，旁邊就有人對他說道：“三橋先生，可以請您出去走走嗎？”說話的是副國務卿的秘書泰勒。

三橋只在大腦內遲疑了兩秒鐘，就輕松地笑著說道：“當然。”

進入秋天，華盛頓迎來了一年氣候最怡人的時節，傍晚的暮色照耀下，高遠的天壁上是層層疊疊清澈的雲。走在過了七點就安靜沉寂下來的市區空氣中，泰勒無關痛癢地跟三橋聊了幾句棒球。等三橋手裏的香檳喝得只剩一半了，泰勒說道：“不知道能否請三橋先生幫我一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