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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說，我感到自己已經踏入陷阱，動彈不得了。

“什麽都沒有。在特區的法院系統裏，根本就沒有凱斯·布魯姆的記錄，沒有認罪協議，也沒有審判結果。在您為富蘭克林議員工作的那段時間裏，特區的法院記錄中絲毫就沒有提到過一個叫凱斯·布魯姆的人。我們知道這件案子的內容不是保密的，因為您告訴拜爾斯法官說布魯姆先生當時已經不是未成年人了。於是，我的職員便進一步聯系了特區的檢察署，結果他們那兒也沒有跟凱斯·布魯姆相關的記錄。”

“哦？”我裝作困惑的樣子。我的手方才一直放在桌子上，此刻把手拿開以後，我發現桌面上留下了一個汗濕的手印。

“所以我就聯系您了。請問您是否有布魯姆先生的電話或電子郵箱？”

“呃，沒有。我們……我們已經很久沒聯系了。我記得我也跟拜爾斯法官這麽說過。”

“我明白了。不過，您肯定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吧。比如他上的是哪所大學？或者他現在工作的地方是哪所高中？或者您是否能說出他家人的名字，可以通過他的家人找到他？我可以向您保證，這些信息絕不會見諸媒體。我對於在電視新聞上露面是毫無興趣的，我只是想確認布魯姆先生的存在，並且考察一下他的經歷是否跟您向拜爾斯法官所描述的一樣。”

我拿著電話聽筒，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我拼命想編出點兒故事來擺脫困境，但是卻無能為力。不管我再捏造出什麽樣的謊言，一定會被輕易揭穿的，因為吉思會緊咬住這件事不放。而且，此刻我的大腦裏一片空白，連一句臨時搪塞的話都想不出來。

“您現在不說話，是因為根本就沒有凱斯·布魯姆這個人，對嗎？”吉思說。

我沒有回答。如果我告訴他實情，那麽我絕對沒法再保住帕爾格拉夫這個案子了。今天之內，這個案子就會被重新委派給另一位法官來負責。也就是說，此刻我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女兒之間二者擇一，這根本就無須選擇，答案只有一個。可是，我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麽，不論說什麽，都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桑普森法官，依我看現在有兩條路可走，”最後他說道，“一、您主動向我遞交辭呈，也許此事可以悄悄地了結；二、我將啟動對您的彈劾程序。”

“我……能給我幾天時間考慮一下嗎？下周一，下周一給您答復。”

“抱歉，法官閣下，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再讓您負責阿波提根案了。我需要考慮聯邦司法體系的公眾威信。我建議您選擇第一條路，如果您願意主動辭職，那麽您必須要在阿波提根案的聽證會之前遞交辭呈。”

“我做不到。”

“好吧。您要知道，我會聯系拜爾斯法官，並且將今天的談話內容告訴他。我會要求他立即召集巡回上訴法院的司法委員會成員。當然，接下來怎麽做，就由他來決定了。但我會建議他在職權範圍之內盡一切可能停止你手頭所有案件的審理。”

我的請求變得卑微而急迫：“求求您，別這樣。”

“您說什麽？”

“我說，求求您，別對我這樣。求您別讓拜爾斯法官撤走我的案子。”

“我覺得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我不知道該怎麽對您解釋，但是我必須繼續審理案子，議員閣下。對我來說，這……這事關重大。”我的聲音在顫抖。

我知道這番話在吉思聽來跟我自己聽來是一樣的：可憐。

但顯然不值得被憐憫。

“抱歉，法官閣下，”他最後說道，“我別無選擇。”

我掛斷了電話，再說下去已經沒有用了，而且這個時候不論我說什麽，都對自己不利。

不用想也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麽。尼爾·吉思會告訴傑布·拜爾斯我說了謊，不，實際上是我愚弄了他。拜爾斯法官在震怒之下一定會迅速采取行動。

第四巡回上訴法院的司法委員會由同等人數的各地區法院和上訴法院的法官組成。因此，需要花上幾個小時才能召集全體成員舉行一場電話會議。可是，拜爾斯仍能輕而易舉地在周四結束以前辦完此事。

我已經被逼到絕境了。如果我依然保持沉默，那麽這件案子一定會被撤走，一切就都完了。可是，如果我對拜爾斯或吉思講出實情，那麽愛瑪的命運就完全交到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手上了。且不說他們不知該從何找起，就算能很快理清頭緒，他們也根本沒法趕在綁匪得知我被撤換之前及時救出愛瑪，除非有奇跡發生。

絕望。真正的絕望。

我不想幹了。不想再做一個下達判決的法官了，不想再做一個患上癌症的妻子的丈夫了，不想再做一個女兒被綁架的可憐父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