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石井啟夫

森村誠一生於昭和8年（公元1933年。——譯者注）。那是日本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開始塗上戰爭的色彩，準備公然發動戰爭的前夕。那個時期，日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戰爭的狀態，前一年策動中國發布滿洲國宣言、五·一五事件犬養毅首相被暗殺、退出聯合國，等等。

當然，那時森村誠一剛剛出生，他無法預知這些社會動蕩。但是，昭和8年出生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在嬰幼兒時期就感受到那年播種的“世界戰爭”這朵“惡花”不祥地開放，而在昭和20年（公元1945年。——譯者注）戰爭這朵“惡花”淒慘凋落的戰爭結束時，他們正處身心兩方面對社會的動蕩更為敏銳的少年時代。

這一年代就是所謂的“饑餓時代”，不可思議的是，那個年代作家輩出。隨手翻閱《文藝年鑒》《新潮社》，夾在昭和7年出生的五木寬之、勝目梓和昭和9年出生的井上廂、筒井康隆他們中間的，倘若不算與江藤淳、渡邊淳一、半村良、淺利慶太、藤本義一、森村誠一同樣的推理小說作家，還可以屈指數出泡坂妻夫、生島治郎、齋藤榮、戶川昌子等。

他們雖然文學的形式和風格各異，但同樣都是在少年時代身心兩方面飽受戰爭的折磨，切身體驗著食欲旺盛時代吃不飽的痛苦。據《推理文壇戰後史》（雙葉社，山村正夫著）記載，森村誠一在孩子時代讀書馬虎，盡在閱讀文庫本書籍和冒險小說，對“昨天的敵人成為今天的朋友”和“君子翻臉”的瞬息萬變，深感震動。

筆者認為，如今作為推理作家已經站在推理小說界頂峰的森村誠一先生，敢於撇開推理小說，通過《惡魔的飽食》和《〈日本國憲法〉的證明》等非虛構性小說，不遺余力地重提舊日本軍的戰爭責任與和平思想，其根源不正是來自於森村誠一在少年時代的痛心體驗嗎？

一名少年國民森村誠一，沒有經歷過學徒動員（指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動員剛離開學校的少年當兵。——譯者注），也不可能為戰爭勢態承擔某一方面的責任，現在作為作家，他擺出了親自拷問經歷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責任的姿態。

近來歷史小說已經越來越背離歷史的真實。不用說推理小說，貫穿在那些歷史小說中的世態炎涼，森村誠一要表現出自己的嚴肅和溫情，就只有自始至終地通過作家這一職業。他盡管生活在戰後的變革時代，但敢於面對少年時代洞察到的社會矛盾和心中的感觸——即維護人類平等和自由思想。這不是法的精髓，但貫穿著森村誠一僧恨犯罪(行為）不僧恨人（階層）的“博愛精神”。森村推理小說屬本格派，以解謎為主要著眼點，隨著謎團的層層剖析，花費許多筆墨側重分析肇事者和受害者的心理之謎，這也是人所贊賞的。

“社會派”這個標簽，與其說是對現代競爭社會的寄托，不如說是以“優勝劣汰社會”的矛盾為主題的作品群大量出現的緣故。“優勝劣汰社會”的矛盾自戰後或日本誕生時起，便沿襲至今一成未變。

日本現代社會的年輕人，他們擁有著“年輕”卻身心都已老化。本書《異端者》這部推理小說，就描繪了這一青年群像那令人吃驚的生活實態。

在小說中，有三位同時代的年輕人登場，即大學畢業出身富貴卻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的大矢隆一，出生在地方上在飚車族裏混過而三次高考名落孫山的新美良明，大學剛畢業的美貌少女、在銀座擁有畫廊的畫商女兒大杉美奈子。

這三人三種人生觀交織在一起便引發了事件。大矢年紀輕輕卻已經沒有理想，沒有希望，也沒有生活的目標，不過是行屍走肉消磨時間，想以“殺人遊戲”作消遣，填補他那靈魂深處的空虛感。被他選中的是應召女郎朝枝。朝枝是正在讀書的女大學生，她也是瞞著農村的父母向往現代生活方式的年輕人。正因為貧富之差懸殊，同類的兩人臭氣相投，萍水相逢便成情侶，在駕車兜風時遭到偽裝成搭車者的男子的襲擊。但是，大矢趁朝枝被強暴時打倒了男子。

然而，就在那天夜裏，與朝枝合住一室的女大學生在住宅裏慘遭殺害，因此兩人作為重要涉嫌者而受到警方的追査。因為朝枝丟失的應召女郎俱樂部的卡片和在殺人現場被盜的摩托車，全都在襲擊搭車人的地方發現。

本書的前半部分描寫大矢與朝枝因涉嫌而拼命逃避，和刑警們推翻兩人不在現場證明，兩個線條縱橫交錯。正因為讀者知道此兩人不是兇手，所以得知真兇的名字時，頗感震動。然而，作者緊接著交代出殺害第一名犧牲者即女大學生的兇手，同時闡明兇手的作案動機，和描寫與兇手有關的同類人的異常行為，以此形成社會派厚實的推理小說結構，可讀性極強。而且，最後出現的第二名犧牲者的兇手形象，也許會令讀者產生恍然大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