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古羅馬歷法將一年分為12個月，7月至10月以數字命名，另外8個月以神命名。其中第11個月得名於兩面神雅努斯，他的兩張面孔，一張回望過去，一張朝向未來。朱利葉斯·凱撒當政後修改歷法（那個歷也就稱“Julian calendar”，儒略歷），把一年之始提前到“雅努斯月”，有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意思。

本書與讀者見面當在一個更需要直面歷史的“雅努斯月”，因為人類即將迎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溫斯頓·丘吉爾曾經指出“二戰”是“並非不可避免的戰爭”。首先爆發在歐洲的這場“本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戰究竟有著怎樣的因緣巧合，使它最終從歐洲蔓延開來，發展成為造成幾千萬人喪生的慘痛悲劇？

我們所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英語稱“European Theatre”。theatre漢語通常譯為“劇院”，這讓我想起舊戲舞台上的對聯：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德國和日本是二戰兩大元兇，在歐非-大西洋和亞洲-太平洋兩大“舞台”上互相唱和。為了對那次戰爭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中國人對歐洲戰場也應該有所了解。對於歐洲戰場的了解，人們主要依據兩本書，一本是《丘吉爾二戰回憶錄》，另一本是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這兩本書對“二戰”時期的歐洲戰場都有客觀、詳盡的描述。但這兩本書的觀點是完全建立在西方視角之上的，所以可信而不可盡信。

1982年至1984年我在聯邦德國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做了兩年訪問學者，在此期間，我有機會接觸大量“二戰”德國的档案資料，並可以了解當下德國人對“二戰”的真實看法。作為一個在抗日戰爭中逃過難、躲過轟炸，而且在逃難中失去兩個親人的人，非常珍惜這個能讓自己不“盡信書”的機會。

在德國的兩年，我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又有剪報的習慣，這些都成為現在寫作此文的重要依據。我非“信而好古”者，但贊成孔子的話“述而不作”，又贊成胡適的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從那時起，便留意收集有關資料。可喜的是在大量“二戰”回憶著述之外，近年來各國档案資料也陸續解密，許多在回憶錄裏被歪曲或者被選擇性遺忘的東西浮出水面，對回憶錄是難得的補充和檢驗。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為查找資料提供了極大方便，靠紙質圖書難以得到的大量資料都可以在網上查到，而且德、英、俄、法等幾種文字的資料可以互相對比、參照。只要不持偏見，便不難做到兼聽則明。

30年前，我親眼看到德國人非常重視反省40年前那場戰爭。30年後，他們又把希特勒上台80周年的2013年定為“反省之年”。歷史不能“戲說”，但似乎應該允許“雜說”，讓人就自己所見、所聞、所思，不依正史、甚至也不依野史的“規矩”拉雜寫下，與人交流。中國素有“劄記”一體，這裏奉獻給讀者的也許就算這樣一本“雜書”。諺雲：“十年磨一劍”，我生也愚魯，奉獻給讀者的，“鈍刀”而已，但磨礪它卻用了超過30年時間。所做的基本上是圍繞主題提供資料、介紹背景，至於如何判斷、如何認識，那是讀者自己的事。相信他們都具備獨立思考的意識與能力，無需別人越俎代庖。

書中提到的部分人名注有原文，並盡可能注明生卒年份，以避免因同名同姓而引起混淆，也避免因同一名字有不同譯法而引起混亂。例如著名蘇聯元帥謝苗，鐵木辛哥（1895—1970）便曾譯作“提摩申科”，1957年11月葉劍英訪蘇時以詩相贈，又稱他“鐵木辛克”。其實“Тимошéнко”這個烏克蘭姓一般都譯作“季莫申科”。書中還在部分內容後加了少量外文注釋，這有兩個目的。第一，我對原文的理解可能有不準確之處，翻譯也可能不盡恰當，標注原文，便於讀者自己去理解；第二，讀者如果對所涉及的問題感興趣，可據以直接查找相關資料。

本書附有大量插圖，對許多問題，它們往往比文字更有說服力。除注明出處的圖片之外，大多圖片取自已經公開的德國聯邦档案圖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