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譯本的選擇

由於譯者學力水平有限，我們在翻譯修昔底德的著作時，只能依據手頭已有的英譯本和注釋本。三十多年前，國內很難看到幾套齊全的“洛布古典叢書”。最近十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突飛猛進，國內研究條件大為改善，很多古典文獻可以輕而易舉地從網絡上免費查閱到。[4]不過，自1628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首次將修昔底德的著作譯為英文以來，修昔底德著作全文或單卷英譯本不下數十種，其他如法文譯本、德文譯本、意大利文譯本、俄文譯本等，新譯本不斷湧現，加上那些相關的研究著作，真可以說是浩如煙海、不計其數。一般認為，百余年來在國際古典學界公認的比較好的英譯本有三種：一是C. F. 史密斯的譯本，二是R. 克勞利的譯本，三是B. 昭伊特的譯本。應該承認，我們的專業和語言水平還沒有達到對這些譯本評頭論足的程度。總體而言，這三種譯本在表述上各具特點，質量上各有千秋。

對於廣大讀者而言，R. 克勞利的譯本有一個突出優點：英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在修昔底德原著的基礎上，將全書八卷分為26章，每一章加上一些醒目的小標題，這樣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讓讀者對相關內容心中有數。因此，我們的譯本采納了這一點。

修昔底德的著作，距今足足有2400多年了。由於時代久遠和文化的差異，原著中有不少晦澀難懂的內容，這不足為奇。現代西方學者的某些理解，也未必完全正確。因此，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將幾種譯本相互參照，以盡量減少錯誤。如果不是對希臘文原著有非常精深研究的話，只是以一種英譯本為藍本來批評另外一種譯本，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當然，人們都知道，古典作品的譯者，最好是精通原文，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原意。可是，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簡單轉換，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再創造”。對於譯者知識和語言的要求都是相當高的。筆者從未奢望自己的著作將成為經典，而只是作為一個讀本，讓中文初學者從中學習相關知識，為培養日後西方古典學家打基礎。西方古典學自文藝復興以來，差不多有五百年的積累了。如果如劉文所說，當代著名古典學者中如M. I. 芬利者，也至多為華爾納的英譯本撰寫序言，照這樣說來，中國的西學經典譯者的出現恐怕還是很遙遠的，中文讀者至少還要等上百年甚至數百年。其實，學術的進步是代代積累的結果，不可能脫離中國的國情，去想象一夜之間出現理想的古典譯著。況且，中譯本原本是為中文普通讀者提供基礎知識的，專業研究者應該直接去讀原文。被譽為中國“世界古代史之父”的日知先生，在和他的弟子們談及歷史研究的事業時，就常常自比為一塊“鋪路石”。我願在譯介希臘古典文史名著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願做一顆默默無聞的小沙粒，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