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後一筆（第2/4頁）

在此期間，大廈將傾的消息也傳到了希特勒周圍的人中間。當阿爾貝特•施佩爾於四月二十三日傍晚時分回到地下避彈室，“懷著矛盾的心情”與希特勒告別時，他越往裏走，就越是感覺到嚴厲的紀律中所出現的微小但卻極明顯的松懈現象：前室裏煙霧彌漫，橫七豎八地躺著喝了一半的酒瓶。希特勒進來時，房間裏只有很少的人立起身來，他從身邊走過時，也很少有人停下來中斷正在說著的話題。

希特勒本人郁郁寡歡，說死亡是一種解脫。即使施佩爾承認，說他幾個月來沒有執行破壞城市的命令，希特勒也出乎意料地沒有大發雷霆。就像他們多次會面中的那樣，看上去他更像是沉浸在遙遠的思索之中，但兩只眼睛卻是噙著淚水。當他發現已過多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時，幾個小時後他毫無表情地送走了他這位姍姍來遲的客人，就像施佩爾所感覺到的那樣，好像他現在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了。他往回走，穿過帝國總理府被毀壞的大廳，這座房子，是他六年前所建，曾是“這大德意志帝國的第一個建築學上的標志”，此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生命面臨著怎樣一個適當的結局，如果希特勒像施佩爾起初所期望的那樣，叫來一支槍殺小分隊來結束他的生命的話。

有些事情還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其中的一分子。因為自希特勒開始，到戈培爾、克萊勃斯、布格道夫和蒙克，以及數百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貼身護衛隊員”和被包圍在柏林的無數殺紅了眼的士兵，都表露出一個同樣的想法，即生命已無足輕重。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稱這是“一個最大的秘密”，他不能理解，怎麽會有這麽多德國人，傻乎乎地在這幾乎已是最後的時刻，還在已垮台的帝國的廢墟上繼續戰鬥。由於德國人自己不會回憶此事，因此他頗有些無可奈何地挖苦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是永遠也找不到的。

說守衛市中心地區的部隊只是絕望和順從地迎著死神而去，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少有的混亂的思維方式，認為在最後幾天的鏖戰中他們已得到了補償。在他們看來，為他們義無反顧地抗擊來敵做出解釋的，不僅是深植於心中的想法，即所有的東西只有通過捐軀和滅亡才能真正成為世界上的偉大之物。更確切地說，他們感到在這具有世界性歷史意義悲劇的最後一幕中，自己理所當然地應成為參與的一員，這甚至是一份責任。他們知道，這樣規模的悲劇，會給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都賦予崇高的意義。即使局勢無望，也要堅定不移，長期以來，這已成為德國人的典型特征——至少是一種思維痕跡。長期的哲學傳統，用零亂的理論宣告了“德國人負有走向極端主義的世界歷史使命”，並稱“英勇的悲觀主義”是日耳曼民族的遺產之一。這個把明顯是宣傳性的文學加工為小錢幣的傳統，認為此時已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另外，從海德格爾的“有勇氣面對一無所有的恐懼”，也可以推導出殊死抵抗背後的原因。

在走向窮途末路的這座城市的廢墟上和地下室裏，所有激烈、損失慘重的戰鬥的參與者們，從上面所述的認識中得到一種滿足，這種滿足，是任何東西都無法相比的。“一種以前從未見過的超乎尋常的高昂士氣。”一名德國軍官回憶說，“我們在戰鬥中，有著難以描述的頑強，必勝的信念，隨時準備付出生命……即使現在朱可夫用拳頭掄向這座城市，即使我們只能用手槍與他們抵抗，他也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

還必須考慮的是，至少在包括黨衛軍在內的精銳部隊裏，意識形態方面仍有著堅定的信仰，而且信任希特勒和他肩負的使命。他們大家都為這危急關頭做好了準備。生活在以悲劇的形式為結局的“世界大戰”這一時代，這種想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他們的基本思想。這個政權在它統治的年代裏，都是通過有意識的操縱，用“生存或死亡”這迫近的危機感來制造出高漲的熱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搞的“周末打擊”就屬此類。但直到戰爭期間舉行的講究排場的死亡慶祝會上，尤其是在這樣的活動中，他和他的部下才做到了表裏如一：斯大林戰役失敗後，戈林在一次歡呼崩潰的講話中，談到了“由火和血組成的尼伯龍根大廳”；還有由戈培爾導演的、最後以“雜亂無章的急速語調”結束的要求進行全面戰爭的呼籲。這些當權者從來沒有像在設想中和事實上已臨近崩潰深淵的這個時刻，把自己和國家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最後，不應忘記提及人們從著魔狀態中醒過來的震驚，它很快四散傳播開來。多年來，直到那最後的幾個星期，這個政權精心編織起來的宣傳騙局，向老百姓隱瞞了戰爭的真相，甚至把遭受的重大挫折說成是設的陷阱，是為了誘惑僅是數量上占優的敵軍。現在，這一騙人的體系突然垮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樣，一旦面紗被撕開，現實又重新恢復了原來的面目，一種自殺性的、漠視生命的氣氛就四處傳播。除此而外，還有極難加以描述的、對紅軍要實行報復的恐懼感。自古以來就對“野蠻的東方”所抱有的害怕心理，模糊地猜測進犯蘇聯時眾多德國部隊犯下過暴行，以及自己宣傳中的可怖畫面，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不祥之兆，突然出現在每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