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九章 百乘金玉悖轍還（十七）（第2/3頁）

此時天下，聖王就是最好的標準，任何一家學說都要想辦法往聖王那邊靠。

但適談及這些事的時候，從來都是避諱聖王怎麽去做，而是只揪著一點：聖王是為了利天下。

至於做法，不可考也不是萬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聖王的做法。反過來，實際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標準。

有時間，就編個聖王的故事，反正知識壟斷的時代，百家這些有知識的人都在胡編亂造——一個簡單的國人共和，就有四五種說法，都是朝著自己學說上靠。

基本上，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歷史發明家”，靠發明歷史來論證自己的學說。

因為處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舊的歷史在沒有發現其中隱藏的規律之前，很難直接拿來用，那就只好編造些遠古的、不可考的故事，來證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適則是直接跳過編歷史的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與利天下，作為最高標準。

是否能利天下，與聖王是否做過無關，只與推論出的結果有關。

這是和其余墨者與人辯論時候最大的不同，這也是墨子選擇適作為宣義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對手可以反駁聖王沒這麽做過，但是不能反駁聖王不是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著墨者和適融合之後的那些道理去講，又似乎很難敗北。

如今的任克算是第一次領教這種融合之後的墨家辯論方式，極為不適應，也極為難以用他的急智反駁。

感覺就像是對著一座高山，想要靠自己的急智讓這座高山倒塌，然而這座高山仿佛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的天地，簡單粗俗而又沉重到難以承受。

這座高山上，有人不餓死就要吃飯、人要出生需要父母交媾等等這樣簡單到沉重如天下的道理。

適見到任克還在沉思，立刻又接著之前的論述道：“由此看來，厚葬久喪這種天下已有的規矩，是害天下的，至少在人口增加上是害天下的。那麽能否使百姓富足、能否讓政事得治呢？”

“厚葬久喪於王公大人有喪事者的家中，棺木必須多層，葬埋必須深厚，死者衣服必須多件，隨葬的文繡必須繁富，墳墓必須高大。諸侯死了，使府庫貯藏之財為之一空，然後將金玉珠寶裝飾在死者身上，用絲絮組帶束住，並把車馬埋藏在壙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帳幔、鐘鼎、鼓、幾筵、酒壺、鏡子、戈、劍、羽旄、象牙、皮革，置於死者寢宮而埋掉，然後才滿意。至於殉葬，天子、諸侯死後所殺的殉葬者，多的數百，少的數十；將軍、大夫死後所殺的殉葬者，多的數十，少的數人。”

“守喪，必須攙扶才能起來，拄著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

“使農夫依此而行，那麽必定不能早出晚歸，耕作種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麽必定不能修造船、車，制作器皿；使婦女依此而行，那麽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紡紗績麻織布。”

“財產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裏埋掉了；喪後應當生產的，又因為服喪而沒有出現，這就是一種減少。”

“所以，從財富增加算是利天下這點來看，已有的規矩也是害天下的，而墨者的規矩則是利天下的。”

任克聽完適的論述，其實知道自己已經輸了，這種道理根本難以反駁。

可他覺得自己敏銳地抓住了適語言中的漏洞，急聲道：“您的話，或許有道理，但難道你沒有覺得這又與墨者已有的道理相悖嗎？”

“我聽聞，墨者不以帳幔、鐘鼎、鼓、幾筵、酒壺、鏡子、珠玉等作為寶物、作為財富。那麽按照墨者對寶物的定義，埋葬的不是寶物，所以財富並沒有減少。比如墨者非樂，那麽王公貴族們喪葬之時，將樂器鐘鼎一同陪葬，這不正合墨者非樂的想法嗎？如果您認為鐘鼎樂器是財富，那又為什麽要非樂呢？”

適起身，用一種這時候特有的那種驕傲說道：“我原以為您被魏侯派遣，一定是聰慧之人。現在看來，您愚鈍的分不清財富和寶物，我已經難以與您交流了。”

任克臉上一暗，卻只好道：“請教。”

“昔日子罕不受人玉，他以義為寶；楚之莊王絕纓之會，不惜美姬被輕，他不以價值千金的美姬為寶卻以人心為寶……每個人眼中的寶是不同的，但財富卻是可以定義的。”

“所有人勞作所得的產物，都是財富。難道鐘鼎不是人勞作所得的嗎？既然是，那麽這當然是財富。”

“天下的財富，只要算算天下所有凝結了勞作的物一共有多少，就可以知道財富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金比銅貴重，也不過是因為冶煉黃金比起冶煉銅需要更多的勞作罷了。勞作，就像是一碗米飯中的米粒，是產生財富也是衡量財富的。請您舉出一個不需要勞作而是財富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