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秋後算賬（第3/3頁）

余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裏也有佐證，其書裏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文件。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麽把矛頭對準當地土豪鄉宦？余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試圖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復。

按照余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在於前南京尚寶司卿汪文輝和余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禦史王篆，寫了一封信給應天巡按鄭國仕，說余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婺源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余懋學和暴亂的關系。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與基層之間隔著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無豪右申文》，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余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等人也寫信過來勸其守正，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動作。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余懋學的罪碴兒，心裏很不爽，又聽說余懋學跟程任卿關系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結果原本給程任卿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麽一插手，最後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余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復，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麽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發猶為悚然”。

至於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余懋學這次上疏，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釋放程任卿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余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評了一通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余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的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徽州之亂，究其過程，跟余懋學本人真沒什麽關系，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余懋學對徽州絲絹案有諸多批評之詞，卻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復置一喙，以滋紛擾。”

什麽意思？現在絲絹案已經過去了，我也不好多說什麽，免得再生變亂。

余懋學心裏很清楚，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那麽多風波，費了多少力氣才算談妥。他身為徽州人，可不敢輕易言改。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辯論一次徽州的絲絹稅？還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