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場亂鬥之二：張居正搏殺高拱（第4/12頁）

張居正與徐階的做派完全不同。

當時，在內閣中，張居正資歷最淺，不但最後一個進入內閣，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後。但唯獨他一個人，完全不來禮賢下士那一套，總是莊重儼然地拿出宰相的派頭，很傲慢地對待朝中那些高級官員們，對任何人都不假以辭色。談論問題時，說話不多，但只要張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極其到位。是故，人們對他“嚴憚之”——特別心存畏懼，超過了對其他所有的宰輔們。這時，張居正的年齡只有四十二歲。

到目前為止，張居正表現得相當清高孤傲，才能卓越，並且有為有守，決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國官場，嚴嵩勢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間，盡管嚴嵩也器重他，他卻謹守著這道底線，看不到他做過趨炎附勢、苟且下賤的舉動。這應該是徐階特別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中特別為人敬重的品質。

張居正為人行事中的這種孤高冷峭，給人的印象相當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懷疑仁兄的性情實在太冷了。

張居正“此兄養邃而識精，弟心所師資者，第其性太簡，不奈與人群”——張兄居正學養深邃、識見精湛，我在內心深處是把他當老師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與人周旋，很不合群。說這話的人名叫耿定向，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個官僚型學者。張居正死後，此人以偽善聞名，與李贄二人間相互猛烈抨擊，後來官居禮部尚書。他與張居正的關系，應該屬於那種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屬，又是相當親密的同志與戰友。他對張居正的評論，可能與當時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當張居正將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時，在整個帝國出現的反響是：“中外想望豐采”——朝野內外的人們普遍地景仰他，對他的豐采心馳神往。

然而，當此時，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轉變的伏筆。其意味深長之處，甚至令四百年以後討論這一情勢的我們，仍然備感心靈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當大任，是張居正謀劃的結果。當時，徐階離開後，張居正的處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幾位內閣成員與張居正的關系並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為此，張居正與一位當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聯手，說服隆慶皇帝，召回了高拱。這件事情發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慶三年冬天。

復出後的高拱，權勢極大，以內閣大學士兼任吏部尚書。不久，更以內閣首輔兼任吏部尚書。我們知道，按照帝國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負責天下官員的考選封授，權責特重。因此，由吏部尚書而晉為內閣大學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內閣大學士兼任吏部尚書者，高拱卻是到此時為止的第一個；而以首輔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視為一代之曠典，是大明帝國歷史上，皇家對臣子從未有過的崇高信任與授權。

由此，高拱與張居正的關系進入了一個真正的蜜月期。這裏面，可能有高拱對張居正感謝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應該是二人在治國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書記載了高拱極為贊賞張居正的才幹，在形容二人的關系時，使用的說法是，“拱至，益與居正善”，“兩人益相密”。在此期間，兩人配合默契，攜手並肩，在不長的時間內，做了幾件極漂亮的工作，使整個隆慶一朝驟然變得生動起來，局勢粲然可觀。

改善北部、西北部邊疆與蒙古部落間的關系，是此二人的一個大手筆傑作。

大明帝國開國以後，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就是與蒙古各部落之間的關系，一直纏繞了帝國將近兩百年。正統年間發生的“土木堡之變”，帝國皇帝被俘、南宮復辟和於謙被殺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導致的。兵鋒直薄帝國首都的“庚戌之變”，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領俺達導演的作品。而帝國首輔夏言被殺，也與蒙古部族幹系甚重。到隆慶年間，由俺答率領的剽悍的蒙古族騎兵，已經使帝國在幾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精疲力竭。

另外一個歷史因素也在時間中發酵，造就了一種相當普遍的傳統心理，那就是北宋覆滅之後，力主抗金並戰績輝煌的嶽飛被冤殺，形成了一種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彈的情緒。人們習慣上不願也不敢把責任歸結到皇帝宋高宗身上，於是，秦檜便被指為罪魁禍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內奸，是標準的奸臣。在一定意義上，這並非沒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國，每當出現或將要出現戰爭狀態時，人們就會特別容易由此生發出聯想，從而進入到一種普遍的激情裏。這是為什麽天順皇帝復辟後，人們傳說被冤殺的於謙於少保，是嶽飛嶽少保轉世化身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