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孫中山北上逝世（第2/5頁）

14日晨2時孫中山所乘永豐艦抵香港，晨6時轉登日本郵船春陽丸，12時啟碇去上海，到春陽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達吳淞口三來水停泊，17日晨9時25分乘褒爾登號小火輪在法租界公司碼頭上岸，有於右任、石青陽、戴傳賢、楊庶堪、居正、宋子文、蔣作賓、葉楚傖和段祺瑞代表光雲錦，齊燮元代表淩鐵庵等20余人搭小火輪到吳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則有一萬多人在碼頭歡迎。孫中山登岸後就坐汽車到莫利愛路29號寓邸休息，並在草坪上由新大陸影片公司攝制新聞影片。

19日下午3時，孫中山在寓邸舉行茶話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陳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知識真治等30人。由汪兆銘、邵元沖、葉楚傖、戴傳賢擔任招待。孫演說一個半鐘頭，宣布時局主張，說明北上的目的，和對中國前途的展望，大意雲：

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乃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這次北上，有二個目的：一為召集國民會議，這是為了對付軍閥；一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者。唯有打倒這兩個禍害，中國才能和平統一，才能長治久安。我為了這兩個目的而奮鬥，處境固然非常危險，但我決不畏懼。希望全國人民能夠徹底了解。各位是新聞記者，也就是國民發言的領袖，盼望各位領導輿論，以為贊助，並且負起指導和喚醒民眾的責任。

這時，上海和北京之間的交通，由於軍事影響，極為困難，津浦鐵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輪船，搭客擁擠，兩個星期內的頭等船位全部預定完畢，孫中山為了要趕赴北京，乃決定由日本繞道轉赴天津，只偕宋慶齡、戴傳賢、黃昌谷，其他隨員則分別乘船以天津為會集地。11月22日，孫中山偕隨員搭日輪上海丸赴日本，離滬前日本記者采訪，孫中山對日本記者說：

“中日兩國就當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禦他人侵略政策。近年來中國人民對於日本頗多懷疑，此後日本上下，應切實表明對華親善政策。……

余純然以國民資格赴天津之善後會議。”

23日抵長崎，在船上接見記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國學生，24日下午抵神戶，歡迎人士達5000人，登岸下榻神戶東方飯店，各界慕名造訪的絡繹不絕，前後演講十余次。30日離神戶，登北嶺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孫中山乘日輪北嶺丸抵大沽口，天氣很冷。孫中山隨員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銘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輪在大沽口迎候，並登北嶺丸向孫中山報告北方政情。午12時船抵天津碼頭，在碼頭歡迎的約計2萬余人，段祺瑞和國民軍一、二、三軍代表及各團體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後乘馬車至日租界張園行館下榻，這個張園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軍門張彪。

這天下午張作霖派代表到張園向孫中山致候，3時，孫中山即驅軍往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兩人傾談了一個多鐘頭。事後張作霖曾對汪兆銘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今天見了面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國公使都反對他，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請孫先生放棄聯俄的主張，我張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國公使和孫先生要好的。”

張作霖本是個老粗，並不通洋務，由於東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運用國際關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評孫中山卻錯了，孫中山對國際環境和外交，當然比北洋軍閥懂得太多，張作霖說外國公使不喜歡孫中山也是事實，只因孫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些話對於所有的外國人都不中聽。因此孫中山的北上，在當時的外交團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態度。段祺瑞、張作霖等這時正盼望外交團承認北京的臨時執政府，外交團則要執政府先公開表示尊重過去一切條約。這些條約就是孫中山所反對的不平等條約，在這一情勢下外交團當然對孫中山是不友好了。

孫中山生長南方，對於北方嚴寒天氣頗不習慣，到天津時，由於在船上脫帽站立太久，到張園後，又在門外照相，一再脫帽，加上長途旅行，長年辛勞，因此在拜訪張作霖後回到張園，即發冷發熱，感冒大作，肝亦覺痛，來勢甚猛。因此當晚各界在張園舉行的歡迎會就臨時取消，同時延請德國醫生石密德診治，當時醫生對於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專對感冒醫治，沒有檢查肝部的毛病，孫中山服藥後，經數日調養，熱度漸退，醫生囑咐勿勞動多休息，而孫中山頗覺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況有進步，孫中山就打算強作精神赴各地演講，經醫生勸阻才作罷。那幾天來見孫中山的人士均由孫科、汪兆銘、戴傳賢分別代見。至8日，孫中山乃抱病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