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福建的三角鬥爭（第3/3頁）

這時，曹、吳都有電到廈門，召臧北上，因此李厚基勸臧應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11月7日臧鼓動第二師官兵向李討軍餉，嚇得李、高兩人逃往鼓浪嶼會審公廨。8日臧有電給陳炯明雲：

“李督軍五日蒞廈，致平往謁，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當北上。七日閩有少數潰兵邀同駐廈軍隊向李督索餉，李督即偕同高師長他往。是時致平適在鼓浪嶼候船，挽救無及，廈門紳商請致平維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與貴軍一致行動（意指維持閩粵兩不侵犯條約）。”

11日又致電北京政府，報告李、高離開廈門情形，並表示“服從中央”。

福建問題，北京政府也前後不一致，11月9日北京政府又加派前海軍總長劉冠雄為福建鎮撫使，叫他安撫駐閩海軍。

11日李厚基到汕頭向陳炯明乞援。

國民黨方面有人主張不要迫陳炯明完全倒向北方，同時阻止陳炯明幫助李厚基援閩，因此促成孫中山和陳炯明言歸於好，倡議的是汪兆銘等。但孫堅持要陳炯明寫悔過書才可以不究既往，因此，徐紹楨奉派到廣州勸陳炯明停止“援閩”軍事，可是陳炯明拒絕寫悔過書，調停遂告失敗。

福建變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亂局面，曹、吳調豫軍常師於11月中旬先後占領光澤、邵武、建寧、將樂等縣，粵軍尹旅占領上杭、龍巖、永定等縣，11月29日李厚基到上杭與尹驥等舉行軍事會議，即派張清汝、王獻臣為第一二兩師師長，擬聯合粵軍大舉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獨霸一方，本來拒絕“討賊軍”開入閩南，由於受到兩面壓力，乃又轉而與討賊軍及民軍合作，12月16日兩路會師泉州，張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營繳械投降；王永泉部開往閩北，抵禦常師，12月中旬接連收復將樂、延寧、邵武，常師退往江西境內杉關、黎川一帶。直到這時，福建的局勢才穩定下來。

徐樹錚“開府延平”一幕是失敗的，他雖然出奇致勝，趕走了李厚基，可是王永泉並不聽他的話，對皖系力量也絲毫沒有補益。不過，福建的局勢，對孫中山方面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北伐軍”從翁源退到閩邊，餉彈兩缺，同時又面臨粵（洪兆麟一師）、閩（王獻臣一旅）、贛（周蔭人一師）三面圍攻的危險。如果不能在福建打出一個出路，就是困頓的局面，到了福建後，兵力擴充了一倍，士氣也完全恢復。

皖系和奉系都主張孫、段、張的三角聯盟，借福建的基地同時圍攻直系，然而孫中山不同意，他說：“孔明欲圖中原，先定南中，吾黨欲出長江，非先滅陳逆不可，因為必需有廣東，才有能力圖長江，否則便腹背受敵了。”

孫中山早在10月18日就下命令把入閩的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蔣中正為總部參謀長，準備回師廣東。同時派鄒魯為駐港特派員，鄧澤如為駐港理財員，在粵、桂兩省發動討逆軍事，夾擊陳逆。

10月31日，鄒魯偕李文範抵港，邀鄧澤如、林直勉、林樹巍、胡毅生等，會議進行事宜。滇、桂軍將領楊希閔、劉震寰、蔣光亮等均派代表來港接洽。

11月8日孫中山函滇軍將領張開儒、楊希閔等，把握時機，速圖廣東。

當時，在福建的粵軍可算是孫中山的直系部隊。尤其是許崇智這一軍更是最忠於孫的軍隊。

在軍事人才方面，孫中山最器重的是蔣中正，所以當許崇智等在福建打開局面，孫任命許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後，又任命蔣中正為參謀長，敦促他早日赴閩，策劃規復廣東事宜。10月22日蔣中正至福州，即至第二軍部辦公，並代表孫慰勞討賊軍各將領。當時粵軍寄居福州，困難甚多，黃大偉又因改編事，與許崇智沖突，蔣中正乃函呈孫，有離福州之意，孫接函，急馳電阻止，電曰：

“介石兄鑒：接函甚愕。我以回粵討賊重任，托汝為與兄，無論如何困難，總須完成任務，方能釋肩，萬勿輕去，以致僨事。如有阻力，當隨時為兄解除。仲愷即來相助。孫文。皓。”

11月24日廖仲愷至福州，與蔣中正相晤，並面交孫中山慰留手諭：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如毫無進展，則無可如何’等語。籲！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事，共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之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而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為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借，外交內應，皆可以此為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為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嘗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為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劃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復廣州，我計劃已達最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總之，十數年來，今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