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曹、張、吳三角之間（第3/4頁）

“比年國家多故，政潮叠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為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啟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即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兩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可見一斑。況就大局言之，膠濟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圻，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重殘國脈，遺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為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有力者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榱崩折之憂，竊欲於排難解紛之余，更進為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敘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借為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為然，並請雙方將前線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報傳論，暫請一概不聞不問，專務遠大，是所切禱！”

這一段時期下，政潮正方興未艾，梁士詒既不辭職，也不銷假回任，而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閣揆堅決不肯繼續代理下去，因此必須有一個取舍。徐世昌雖然是老狐狸，可是面對這盤情勢，也不知如何措手。他要求直奉雙方推出一個雙方都能同意的人選出任閣揆。可是張作霖卻表示：“竭誠擁護元首，應由元首主持”。吳佩孚也表示“軍人決不幹政”。

這時，徐世昌聽到一個秘密消息，就是張作霖準備向全國建議召開“統一會議”，其目的在恢復舊國會，改組北京政府，驅逐新國會所產生的“總統”。因此，3月12日徐通電各省，催促辦理新國會選舉，這是他恐懼政局突變的苟延殘喘辦法。可是既然要拖下去，首先就要結束無政府狀態，就要委派內閣總理，因此，他於4月8日自作主張任命周自齊為國務總理。徐以為這樣作是在沒有辦法中找出來的辦法，因為：

（一）讓梁士詒下台，便可以向吳佩孚交待。

（二）梁士詒和周自齊同屬舊交通系，在實質上舊交通系仍掌握政權，換湯不換藥，對張作霖和梁士詒並沒有損失。

（三）周自齊剛從美國回來，向美國借款有路可覓。

（四）周一向對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閣揆後，府院之間關系會很融洽。

當周自齊出任閣揆的命令發布後，梁士詒首先提出抗議，梁說：“內閣未被批準辭職以前，只能由原班閣員代理總理，周自齊不是閣員，用什麽底缺來代理總理？這種代理是違法的。”

梁士詒有法理根據，因此徐世昌乃於4月9日倒填8日

的日期，發布一個更換閣員的命令，任命周自齊署理教育總長，並發出更正電報，在周自齊署理內閣總理的命令上補進了一個“兼”字。這一手更糟糕，簡直是欲蓋彌彰，對徐挽救政局危機的努力一點沒有幫助。

直奉之間的關系危如累卵，雙方磨拳擦掌，戰鼓頻催。西方國家當然非常注意中國的局勢，它們似乎對直系頗表好感。美國公使休士曾當面勸告張作霖，應根據華盛頓會議的精神大舉裁減奉軍。英國公使艾斯頓建議不得在京奉路連兵。天津領事團根據《辛醜條約》，不許天津駐兵，並抗議奉軍占領塘沽車站的行為。北京外交團曾警告直奉雙方不得斷絕京漢、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徐世昌面對這緊張局面無能為力，北洋的元老也無能為力，皖系則暗中欣喜，他們希望直奉火並，兩敗俱傷，使皖系可以重整旗鼓。不只是皖系，許多沒落的北洋軍人也希望直奉火並後讓局面變換一下，給自己帶來新的生機。

11年4月3日（陰歷三月初七日）是吳佩孚的49歲生日，各省直系軍人托詞為吳祝壽，雲集洛陽，討論對奉系的作戰計劃。曹銳也來祝壽，硬拉吳同往保定，吳卻堅決不往。

在這次會議中，曹銳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吳的釘子。

吳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專人到浙江拉攏盧永祥。這兩位山東軍人本有一段淵源，當宣統二年曹錕升任第三鎮統制時，盧永祥是第三鎮所轄第五協協統，吳佩孚是第五協的管帶，等於是盧的直接部下。12年後盧雖是浙江督軍，可是比起吳佩孚的兩湖巡閱使，相形之下不免見絀了。當吳以一連串通電迫梁士詒下台時，盧永祥曾發通電有句雲：“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二語，意在指吳以愛國標榜。所以在吳的專使去見盧時，盧永祥揚首而言曰：“子玉到今天還記得起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