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山東五子（第2/2頁）

這是“半獨立”的一種姿態。

盧永祥的豪電，使北方震驚，同時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應。因此趙恒惕（6月9日）、盧燾（6月12日）、陳炯明（6月14日）、劉湘（6月20日）、顧品珍（6月29日）均通電響應。而陳樹藩也於6月20日發出號電響應，並授意陜西省議會組織“省憲會議”，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幟對抗北京政府。

廣西省議會在粵軍入境後也通電響應自治。湖北省議會議長屈佩蘭發出養電（22日），山東省議會發出感電（27日）都是主張各省先行制訂省憲的。江西省議會也召開了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並通過了制定省憲案。

盧永祥的豪電是皖系戰敗後，最震驚北方而且獲得南方呼應的一次行動。當時盛傳孫中山正和皖系合作，可是從盧的行動看起來也並不一致，因為孫中山是反對“聯治”的。

自治運動是當時南北分裂後一條第三路線，不但西南各省熱烈選擇這條路線，北方也有不少省區的人民團體熱烈響應“自治”，所以這個新的潮流由南而北，自西而東，侵入到北京政權統治區域。

盧永祥除發表豪電外，還電請首先制定省憲的湖南，請趙恒惕主持召開各省的聯席會議。

北京政府無力派兵進攻浙江，因此無力罷免盧永祥，只能派人到浙江疏通，勸他不要進一步推動自治。

趙恒惕雖是首倡省憲的人，同時湖南又是制定省憲的第一省，可是他對於盧永祥的要求持保留態度，他認為自己聲望不夠，不適宜倡議召開各省聯席會議，他向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提出建議，主張先召開湘、黔、川、滇四省聯席會議，發表宣言，然後逐步擴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

滇、川、黔三省也同意趙的建議，而陳炯明也在幕後積極支持。

可是湖南要先解決“援鄂”戰爭，援鄂戰爭勝利後，則湖南的聲威大震，而湖北自然也加入自治，這一來自治的浪潮即從西南而沖入華中，力量便莫可倫比了。

援鄂戰爭失敗，對聯省自治運動是一個慘重的打擊，聯省會議或是組織第三政府都因此落空了。

陜西對陳樹藩被北京政府撤職後是怎樣反應呢？原來陳被撤職後曾指使陜西團長以上軍官聯名電請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時還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準備宣布“陜西自治”，同時加入西南的“聯治派”。不過當時的陜西局勢對陳樹藩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為陜北有靖國軍，是於右任所率領，陜南有郭堅的陜西民軍，使西安陷於兩面夾攻之中。

同時，直系調遣第十一師馮玉祥部取道潼關，第七師吳新田部取道荊紫關，配合第二十師閻相文部，迅速開往陜西。

直系和靖國軍成立了合作驅陳的協定。陳樹藩在這種絕望的情勢中，只好作下台或者困獸鬥的打算了。他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發清欠餉，並將所部改編為四師三混成旅作為下台的條件，另一方面準備進行抵抗，如果抵抗失敗，即擬逃往漢中，與劉存厚的川軍聯合，保守陜西最後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師由荊紫關進占武關、龍駒寨，第十一師由潼關直趨渭南，陜北鎮守使井嶽秀、西路遊擊司令郭金標都背叛了陳樹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師推進到離西安二十裏的壩上後，陳便率部退出西安，經過鹹陽、興平、郿縣、新口子退往漢中。陳出走時，攜帶了行李箱簍三千多件，連督軍署的玻璃地板都被撬開帶走。

陳離開西安前，曾對陜西父老放聲大哭，自稱做了幾年的陜西督軍，依然是個窮光蛋，自問對得住地方。可是他的親信對人說，他所搜刮的財富也有500萬之多。

閻相文接任陜西督軍，陜西局勢顯得安靜了。他號召陜西民軍踴躍到西安來接受改編，於是在陜南的民軍首領郭堅首先響應，由鳳翔到西安接洽受編，8月13日馮玉祥和吳新田在西關講武堂設筵歡迎郭，郭欣然赴席，杯酒交歡之際，忽然一聲號令，伏兵齊出，立即把郭推至校場斬首，並且把郭血淋淋的人頭懸掛在鐘樓上示眾。

意外的是在8月23日，新任陜西督軍閻相文忽然吞服鴉片自殺身死，據說他在衣袋中留有遺書，略稱：“我本願救國救民，恐不能統一陜省，所以無顏對三泰父老。”這封遺書頗近似江蘇督軍李純，不過傳說閻不是自殺的。25日北京政府任命馮玉祥署陜西督軍。

陜西靖國軍總指揮胡景翼在三原召開“國民大會”，通過取消靖國軍，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為暫編陜西第一師師長。

陳樹藩逃往漢中，與劉存厚取得聯系後，曾先後改稱“陜西護法軍總司令”和“西北自治後援軍總司令”。到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漢中，由茅壩口逃往陜、鄂、川三省邊境平利、城口、鎮坪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