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一、皖系直系明爭暗鬥（第4/5頁）

（三）安徽督軍倪嗣沖久病不能視事，推存張勛為安徽督軍（按張勛亦是張作霖的親家）。

到沈陽祝張作霖壽的各省督軍代表加上張作霖的代表在沈陽會議結束後一同前來保定，這是曹錕的大本營，他們名義上是參加保定舉行的追悼直軍陣亡將士會，而實際上則是應曹之召，參加保定會議，保定會議與沈陽會議大同小異，也決定了三點：

（一）擁靳雲鵬留任國務總理，不反對段祺瑞。

（二）贊成直軍撤防北歸，但須責成吳佩孚與南軍有一默契，保證直軍撤退後，南軍不乘機前進。

（三）宣布安福系賣國禍國的罪狀，勒令解散。

從沈陽會議的決定和保定會議的決定，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雖然聯盟，但在各自利益上並不互相支持。張任霖想支持其親家張勛重回安徽，為自己樹立新的力量，曹錕則關心直軍撤防問題。

段祺瑞避居團河後，閉門謝客。他在北京時，徐世昌和靳雲鵬感到事事段都要過問，不勝其苦，現在他去團河不問一切後，徐靳又感到極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請他回到府學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堅決謝絕。徐世昌乃轉請在正定隱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來調停政潮，4月4日王士珍去團河訪段，王對段說：“靳翼青（靳雲鵬）是你的人，他們擁護靳內閣，豈不就是擁護你，你生什麽氣呢！”段聽了頗為所動。4月7日曾一度回到北京來，可是安福系的人包圍了他，報告他的都是一些惱人的消息，因此他於8日又回到團河去了。

曹張聯合倒段之勢已成，雖然口裏不講倒段，實際則是倒段才能打開當時的政治僵局。在倒段行動中，要有一個實際行動者，這個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到吳佩孚身上。吳佩孚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撤防北歸，他一連串地打電報到北京，如：

“湘鄂一役，幾經劇戰，各將士出死入生，傷亡者原宜憫恤，勞瘁者亦須慰安，叠據各旅長等呈請，或患咯血，或患濕疾，悲慘情狀，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急不能待，空言撫慰，不能遏阻……”

“戍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懇乞準予全部撤回，以慰眾望。”

最後一次吳的請求撤防電報，流傳最廣，電雲：

“遠戍湘南，瓜期兩屆，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鬩墻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

段祺瑞再不能小視這個出身秀才的師長了，他很仔細地研究吳師撤防問題，認為：（一）吳師一撤，則南軍乘虛直入，他既無可用之兵，自然會引起嚴重後果。（二）吳師撤回保定後，對北京將構成一個大威脅，尤其是吳佩孚是一個危險人物。

他開始是采取延宕手段，假裝糊塗，不作答復。繼而見曹，吳電報越逼越緊，便令陸軍部復電不準撤防。最後他知道吳師有自動撤防的決心，遂又用緩兵之計勸他緩撤。

3月上旬，吳佩孚派人把他部隊的眷屬七百余人護送北歸，下令禁止兵士不得無故請假，不得向商人賒欠，不許擅取民間一草一木。並電請張敬堯準備派兵接收直軍的防地。其實他已暗中和湘軍有約，一俟撤防，就由湘軍來接防。

段祺瑞不能不慎重處理這個問題，3月18日他秘密地來到保定，請曹錕制止吳佩孚自動撤防。同時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駐軍五個師長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李進才、劉詢等聯名通電，借口營房不足，拒絕直軍吳師移駐北京。

這時吳佩孚已派參謀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駐兵地點，王伯相到北京後便把實際情形電吳，所有兵房都被邊防軍駐守，吳為之大憤。

吳對於撤防問題自然是經過縝密的考慮，由衡州到保定是一條漫長的路，首先要經過張敬堯的勢力範圍長嶽區，吳佩孚根本不把張敬堯放在眼下。由長嶽過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趙倜的地區，王、趙都已加入八省同盟，自然不會算計他，沿途不虞截擊。

當時局外人都替吳擔心，認為他孤軍久戍，要從數千裏外冒險北歸，實在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可是他卻從容不迫，就像關雲長千裏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一樣。

直皖兩系使用各種方法互相對付敵方。4月23日浙江督軍盧永祥忽然倡議廢除督軍制度，且願意首先在浙江實行，以資倡導，這簡直是一件大新聞，民國初年的督軍，和唐朝末年的藩鎮一樣，阻礙國家的進步，為全國人民所深惡而痛絕。現在竟有一位督軍倡議廢督，這真是太受人民歡迎了。盧永祥是不是真的如此從善如流，俯順輿情呢？當然不是，這不過是兩派鬥法中間，皖系的一套手法，由盧永祥出馬來試探直系。4月30日，曹錕也將計就計，通電贊成廢督，並且進一步主張禁止軍人入黨。這所謂的黨，就是指的安福系。曹錕當然也不是真心願意廢督，只是不願意讓皖系專美於前，所以也唱唱高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