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張勛的三次徐州會議（第4/5頁）

9月25日，唐紹儀通電辭去外交總長。他在電文中痛斥張勛說：

“張勛盤踞徐州，形同割據，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賦稅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號召徒黨，以悖謬不法之言論，幹犯國會尊嚴，以無稽之談，肆詆司法總長，勒令解職。”

電文附帶指責北京政府對廣東問題處理不公：

“龍濟光督粵三年，縱兵殃民，奸淫搶掠，甚於盜賊，以為政府曾獎以有世界眼光，故雖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為無理之要求。近雖交印，而仍占據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獨霸瓊島之需……。李烈鈞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國之人，滇南起義，投袂而興，間關萬裏，轉戰名城，乃其結果不及一殘暴冤酷之龍濟光，烈士灰心，端人解體。”

唐紹儀的辭職電發表後，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來無意於到北京參加段內閣，其外交總長一職，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動身到天津來，也是受黎的邀請。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氣對他十分不利。段認為：黎堅決邀請唐入閣，只是為了奪取內閣總理，因此不惜采取種種手段，阻止唐到北京來就職。

段利用徐州會議打擊了政敵唐紹儀，但是這個武器反過來又傷了自己。在督軍團猛烈攻擊唐紹儀的同時，徐州會議還討論到內閣問題，張勛主張推舉徐世昌組織內閣，段應退為徐內閣中的陸軍總長。張勛排斥段內閣具有兩種用意，第一是與段爭奪北洋派領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為清室復辟開辟道路。因此，徐州會議在北洋派內部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張勛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

徐州會議還存在張勛與馮國璋之間的矛盾，這兩個人的關系從來就是不好的。馮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並不是甘心充當張勛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會議醞釀政變，企圖奪取總統的地位。但張勛自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搖旗呐喊的小卒，沒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簽發電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與自己一系的李純、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長江三督和徐州之間的不合作的態度。

張勛與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於張勛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勛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只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破壞北洋團體，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來電謝罪，並且委過於秘書辦稿太遲。後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勛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很快地就有回電說：“與其推戴東海（徐），毋寧推戴我帥”。

這時候各省北洋軍閥紛紛仿照前清督撫的成例。稱為“某帥”，只有張勛一個人稱為“大帥”。由於大盟主的威風越來越大，除了退盟的長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員逐步地下降為他的應聲蟲。其中有些恬不知恥地建議以後不必召集會議征求同意，一切問題經由盟主決定，大家無不樂於服從。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盟員對盟主的反對是越來越深了。

“大帥”駐節的徐州，有時成為政治避難所和各種各色政治野心家進行陰謀活動的“市場”。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緝的帝制犯顧鰲、薛大可都被“大帥”聘為機要秘書。張勛還有電報邀請楊度、孫毓筠等全部被通緝的帝制犯都到徐州來，北洋派有關的下台軍人政客如陸建章、阮忠樞、龍覲光等都被“大帥”禮聘為高等顧問。暗殺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帥”的座上客。9月27日，號稱“文聖”的保皇黨魁康有為應“大帥”的邀請，也到徐州來進行活動。

徐州由“中華軍國”向前更邁進了一步，成為復活“大清帝國”的半公開活動場所了。因此，全國人民對徐州會議一致表示憤慨，南方五省督軍也有通電加以斥責，黎一再促請段內閣制止督軍團目無法紀的行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軍人開會幹政的命令。命令說：

“近有少數之人，每囿一隅之見，或組眾集議，淩軼範圍，或隱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樹植黨援，假愛國之名，實召亡國之漸。……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具在，公論胥存，本大總統為捍衛國家計，亦不能不籌所以善後也！”

這是北京政府敢於公開譴責各省軍閥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紹儀的外交總長，這就說明北京政府對制止軍人幹政是外強中幹的。

同一天，段以內閣名義發表艷電（29日）說：

“近閱叠次通電，熱誠所激，間有過情，道路傳聞，並有約期集議之舉。嗣後國家大計，諸公有所獻替，幸其各抒所見，剴切直陳；其或關系重要，亦可專員來京申意。苟利於國，敢不拜嘉。至於逾軌之行，舉非國家統一所利，諸公躬膺重寄，務乞以身率屬，共濟艱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