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國體論戰（第2/6頁）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於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於何時？後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於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於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於一’，彼所謂一者，列國並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余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後，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苟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以後，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先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君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於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於國家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於君主之利害，既詳言之矣，至言立憲，則應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國中未嘗不行憲政，而弊端百出，為後世詬病者，其故何歟？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操於清室，然清室之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以召革命之實禍而已。前清光緒季年，皇室危機已著，排滿革命之言，充滿全國，及立憲黨崛起，發揮主義，實際進行，適大總統方掌軍機，知清室自救之方，無過於立憲者，即以此為其最大方針，隱然為全國立憲黨之魁，挾毅力以實行，雖僅有造端，而海內思望郅治。最初立憲黨之勢力，遠不及革命黨，及立憲有望，人心遂復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黨之勢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斷其必無；蓋立憲則皇族政治無自發生故也，乃天禍中國，大總統之計劃未行，而朝局以變，漳濱歸隱之後，立憲黨失主持之中堅，而與憲政極端反對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極之進行，二者皆所以創造革命也。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為，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效也，人民請廢皇族內閣，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於全國，於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當時識者早已知之，立憲黨由盛而衰，革命黨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咨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布《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終清之世，並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之可言，僅設資政院咨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之機關。西儒有言：‘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憲欺民，焉得而不顛仆？大總統當時奏對，即言‘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頑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謂前清之亡，亡於立憲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於立憲黨，立憲黨不任受也。故謂皇族不願立憲，致釀革命之禍，則可耳；謂立憲不便皇族，致釀革命之禍，則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謂清室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召革命之實禍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萬能，政府動皆違法，叫囂紛擾，舉國騷然，此種憲政，設令長存，國家亦豈有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以已乎？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機，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於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黨人，與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乃所議《約法》，輒與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於南京政府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閣等制，及種種限制政府條文。及至後來，國會即據此以束縛政府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極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政府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備耳。合前後而觀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並未欲立憲，則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並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雲裏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權，定成此種《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黨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約法》以預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以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黨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與清室之立憲正同，所異者清室為他人預備革自己之命，民黨自己預備革他人之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