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甕（第3/4頁）

黎初抵北京時，袁每次吃飯總盡可能要請“親家”來共食。有一個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著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價買來“進貢”的皮大氅，黎偶然說了一句：“這件東西真名貴。”袁立刻解了下來贈送親家，黎雖推謝，袁卻堅持要送。

袁對黎似已做到徹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準兼領湖北都督黎元洪辭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權理湖北都督兩個月後，因為他是袁身邊重要的幫手，所以不能長期放在外面，袁對湖北人事安排，本預定給他的幹殿下段芝貴的，因為調黎入京很難，才讓段祺瑞出馬，現在黎已入京，又已辭職。所以3年2月1日仍調段祺瑞回北京復任陸軍總長，派段芝貴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雖只兩個多月，他的任務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勢力，因此他大刀闊斧地把湖北軍遣散，把北洋軍調入湖北，從此湖北便完全成為北洋軍的統治地區。

當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見時，他不像袁對黎那麽虛偽，他臉孔上流露出一種倨傲之色。段的等級觀念很深，他覺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護理湖廣總督。當時黎不過是湖北一個協統，至於辛亥革命，黎只是從床下面拉出來頂名字的，談革命功勛也是假得很；如今則已是袁的政治俘虜。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裏。黎段之間這段關系注定了日後的許多糾紛。

黎在北京，實在不願意以安樂公自居，很想借一個題目離開北京，以便恢復自由生活，曾經一再表示，願以“答謝各國承認民國專使”名義周遊列國，袁怕他一去不復返，就用拖延手段來搪塞，不作肯定的答復。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總統兼參謀總長，實際上參謀總長工作則是由次長陳宦代行拆。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簡直就是幽居，外間鮮有知者。民國3年1月，北京一位名記者黃遠庸曾寫過一篇訪問記，對黎當時的生活有細致的描繪。特抄錄如下：

“黎副總統到京時，適記者南行，今記者既到京，則吾曹新聞記者對此德望並隆中外欽仰之偉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國會議員湖北某君之介紹，偕某某兩君約見，黎公快然允許，約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時許往謁，並約予以賜食之光榮。以吾曹藐然與公無素，而闊達優禮如此，足見公之平民主義也。

是早某君約予等同往新華門，入總統府，以先有約，故司閽處（即由大總統之司閽處傳達）即命余乘冰船赴副總統所居之瀛台，不須更入門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積冰，已層疊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轎，最多可容六人，船夫著毛革之鞋行於冰上，從後推轉，故極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門則兵衛三五而立，稍進即有與此介紹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聞黎公在鄂時，守衛已盡易北方軍官，足知不盡確。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總統辦公處，即前之景星殿。此處一為秘書室，一為副官處，其對過即慶雲殿，則飾以洋式陳設，右為應接之洋室，左為大餐間，即副總統賜余等以午餐之處也。

秘書室伏幾而辦事者有二三人，皆樸素無華。副官長為少將唐君在寅，則竹布之衣，謙光可挹。唐君蓋始終隨侍副總統，在鄂時固不常出門，到京後絕對未出大門一步者也。

副總統之眷屬及廚役乃至馬車禦者，皆已偕來，惟其左右之領有徽志得以隨時出入總統府者只六人。余輩出入，皆須隨時傳達或許可，足見黎公約束之嚴矣。

慶雲殿中陳設稍新，景星殿則普通木器數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間為副總統每日會客之廳，余所見二殿中前清南書房供奉之墨跡依然陳列，皆光緒時全忠恒勛徐會灃所書，長額大字皆錄《詩經》、《書經》中成語之關系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滯無味。某君謂做皇帝最苦，連行書都看不見，可謂確切。余意今日何復更須此等物事，宜並置之高閣而稍易以美術的陳設也。

殿外置有轎子一頂，蓋即清制所謂二人肩輿者，凡副總統往謁大總統或大總統來訪副總統，均坐此等制度之轎。實則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過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適值段芝貴自南返京，即日來謁總統及副總統，坐談極久，候段氏出，則更會客二班，畢後已十二時，故副總統不於常座見余等，即命余等在慶雲殿中之應接室接見。入殿後副總統即入，余等行嚴肅之一鞠躬禮後，依次入座，副總統略詢數語，即命入對過之大餐間會食會。副總統之豐采，讀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見其寫實，固不煩余之敘述。余一言足慰讀者，則公之豐采健碩，絕無風塵之色，而一種嚴肅和藹之氣，自是令余等生畏悅之容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