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七、清廷最後的掙紮（第3/3頁）

除了安置徐世昌為軍咨府大臣外，並且從漢口調回來馮國璋。當時馮國璋是蔭昌下面的第一軍總統，這個第一軍是一個戰鬥編制，為了對南方革命軍作戰編組的，下轄第六鎮（統制李純）、第二鎮的第三協（協統王占元）、第四鎮的第八協（協統陳光遠）。袁調馮國璋回北京，派馮為禁衛軍軍統，以切實掌握禁衛軍軍權。同時調第二軍總統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兼統馮國璋的第一軍，駐節孝感，全權主持前線和革命軍作戰任務。此外袁並把自己帶進北京的衛隊編為拱衛軍，派段芝貴為拱衛軍統領，負責北京城內的護衛責任，而把原來的禁衛軍調到北京城外駐紮。

袁組成責任內閣，曾公開發表他的政見於《時報》，他說：“中國數百年來號稱專制，其實即專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應擔責任。現在所以鼓動人民，而民人樂從者，無非曰不納稅、無政府耳。此亦由國無責任政府，數百年於茲之故。

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一種主張民主共和，一種主張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榜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國情形紛擾，不過起於一二黨魁之議論，外人有不能知其詳者。故欲設立堅固政府，必當詢問其意見於多數國民，不當取決於少數。

上所陳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見，學界、軍界、紳界、商界各發議論，若任其處處各為一小團體，則意見不能融洽，或且發生瓜分之禍矣。

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明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而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之計。

余愛中國之民，較之共和黨人主持急進者，有過之無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實行。明知所擔責任宏大，顧余非為名譽權利起見，似欲為中國恢復秩序，意在有益於中國，使無波折耳。

故余仍望和議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國者，務使其各黨滿意，恢復和平，建設一堅固之政府。余知國民意見明通，當不願目睹其本國之破壞，故欲進共和黨人與之籌議方略，使終戰局，破除各種情意睽隔，而將從前種種不便於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紛紛獨立，余視之與和議亦不甚睽隔，當時政府之權力，既不能行於各省省會，其省會中必有數人宣布近於獨立之政體，其實非全然獨立，有數省權尚在保守派之手，則跡近中立耳。其題目在推翻專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護人民財產，愈言共和，愈見中立。故余擬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國究應為何等政體之大問題。此問題既如此重大，故凡事應心平氣和論之，不可靠一時之熱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為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之政府，遲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險。余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何等地步，與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

余之志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事非不知之，顧余不因稍受波折，遂變更余最高應當之職，蓋余之作為，為完全保護中國免於分裂也。”

袁從歸隱洹上到臨危受命，再度出山，對他一生來說，是一個大轉捩點。這一轉捩對他亦好亦壞，他有過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這個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何況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可新可舊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軍系的實力。因此，對於清廷和革命黨雙方，他都是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際遇很微妙，袁在這以前只是一個沒落王朝中的一個權臣，若清王朝繼續存在，他的功業最多也不過可望曾、左、胡、李，雖然他有野心，他也無法篡位；如今他置身於清王朝危亡的大變局中，這便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無止境地發揮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這麽微妙，一個人的際遇就是這麽難以逆料。袁因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誤而落得千古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