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康有為鼓吹變法（第2/3頁）

戊戌政變是維新運動的結果，維新運動可以說是康有為所一手促成的。康有為的維新運動是自上而下，方法是上書皇帝。康第一次上書是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那時他應順天鄉試落第，於是上書請變成法。這篇文章約6000字。當時清廷都是些頑固保守分子，只有國子監祭酒盛昱、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和光緒的師付翁同龢很贊同康的意見，但大臣們都沒有膽量把康的文章遞上去。到了光緒廿一年（1895年）康以舉人身份入京會試，正值甲午戰後中日議和，他聯合了1200位舉人，費了一天一晚的時間起草一個萬言書，內容是反對和議，遷都再戰。重要條目是：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封書亦未被轉上，可是，卻傳遍了北京城，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發榜，康中進士第五名，殿試降二甲48名，授職工部主事。他再起草一個奏疏，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這奏疏由都察院轉遞，終於被光緒看到了，非常感動，命抄四份，一份呈西太後，一份留軍機處並分發各省督撫將軍，一份存乾清宮，一份存勤政殿。由於這次奏疏被光緒賞識，康乃再上一個奏疏，主張設立議院，下詔求言。這次奏疏都察院不肯轉，工部衙門也不肯轉。可是康的議論已被翁同龢所欣賞，特地找康談變法，又把康的著作都拿了去看。由於翁是帝師，又兼軍機大臣，和光緒皇帝最親近，翁因此常把康的變法維新思想向光緒灌輸。光緒的傾向變法，這時已開始了。

光緒廿一年（1895年）六月，翁同龢得到光緒皇帝的同意，令陳熾起草實行新政的詔書12道，準備陸續頒布，但怕慈禧和一班守舊大臣反對，於是去說服恭親王奕山作主頒布。奕不肯同意，事情便擱了下來。這時清廷的守舊派都很不歡喜亂上書的康有為，大學士徐桐、禦史褚成博都上奏劾他，陳熾、沈曾植勸康有為暫離北京，康乃於八月底出京回粵。第二年慈禧殺太監寇良才，杖責珍、瑾二妃，太後和光緒之間的關系勢成水火，變法維新是完全談不到了。

光緒廿三年（1897年）冬天，德人強占膠州，康有為又趕到北京上了一個很長的奏章，陳說國際形勢和當前中國處境，提出幾個要點：（一）實行君主立憲。（二）整頓吏治與財政。（三）實行新式教育政策。（四）興辦社會福利。（五）振興工商事業。（六）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七）仿效俄法日以定國是。這篇洋洋大文不僅傳遍北京，連上海的報紙也刊載出來了。

由於上述這篇奏章震動了朝廷上下，光緒本想召見康，但奕說：“本朝成例四品以下官吏不能召見”，於是乃改為大臣代表皇帝傳康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談話。

光緒廿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下午三點鐘，康有為和當時清廷著名大臣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恒（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會見，地點是在總理衙門西花廳。這是一幕精采的辯論會。榮祿說：“祖宗之法不能變”。康有為答：“祖宗之法是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則還守什麽祖宗之法？舉例來說：現在談話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不是祖宗時候就有的，因時制宜是適應需要。”他的回答駁倒了榮祿。廖壽恒問：“變法如何著手？”康有為答：“應從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鴻章問：“那麽六部可以盡撤，則例可以盡棄嗎？”康有為答：“法積久而弊生，而且今昔異勢，現在的法律官制實在應該改弦更張，就是一時不能全改，也應斟酌情形逐步更改，這樣才能推行新政。”接著他從政治談到經濟財政，又說日本因仿效西洋維新而富強，如今制度已很完備，中國和日本鄰近，應該向日本學習。這次談話由三點鐘談到天黑才散。

第二天翁同龢把談話情形報告光緒，光緒又要召見康，恭親王主張叫康先條陳意見，於是光緒命康具折上陳，並把康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帝彼得變政記》一並進呈。康有為乃在正月初八日上了一個“統籌全局”的奏折，折中說：“現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然後舉明治維新時的改革為證，要求光緒先做三大事：（一）大集群臣於天壇，詔定國是，除舊布新；（二）設上書所於午門，派禦史二人收書，許天下士民上書言事；（三）設制度局於內廷，選天下通才數十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親臨，損益庶政。並於庶局下設法律、度支、學務、農、商、工、礦、鐵路、郵政、電報、陸軍、海軍等12局。康並在著作的序文上警告清廷，如果不自動變法，等別人來變時，清朝就完蛋了，但如能自動地變，則清廷仍可以永遠統治下去。在康有為的奏折裏一方面強調變法可以富強，而變法又是非常容易。這些意見把年輕而有抱負的光緒皇帝完全打動了，他把康有為的著作和奏章都放在案頭，天天翻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