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賞邊臣（第2/2頁）

前邊我們說過，宋璟擔任宰相後，依然奉行和延續姚崇的治國方略，《資治通鑒》上就記載說，宋璟因為李隆基喜歡創建武功的原因，怕那些好戰的邊臣們心生僥幸的念頭，進而會在邊境上尋釁滋事，所以故意壓低了對郝靈荃的賞賜。

不可否認，在對待邊臣的問題上，姚崇和宋璟有著同樣的看法，但既然邊臣們立下了大功，理應得到對應的賞賜才是，而宋璟恰恰違背了常理，這讓當時很多人產生了質疑。

事實上，宋璟除了奉行姚崇的治國方略之外，在對待邊臣立功的問題上，他有著自己預見性的策略。

那就是采取不賞邊臣的方法，來抑制邊臣們的野心和權力！

在我看來，導致宋璟產生這種想法的，是因為他準確的預測到了一些事情的走向。

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一個新興的官職說起。

這個官職的名字叫節度使。

景雲元年（710年），李旦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從而開始有了節度使官職的雛形。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從那個時候開始成為正式的官職。

節度使是武官，最初主管大唐帝國的邊境防務工作。當時朝廷之所以設置這麽個官職，主要是因為大唐帝國在高宗李治時期疆域達到極致後，在邊境上的屯軍越來越多，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征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置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那些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

事實上早在儀鳳三年（678年），大將劉審禮遠征吐蕃，兵敗身亡損失摻重。從此時開始朝廷才意識到運轉巨大的戰爭機器是有風險的，到了武則天時期，狄仁傑更提出“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的策略。

應該說景雲二年節度使的出現意味著大唐帝國的邊疆形式已經變成由攻轉守。

節度使作為邊境的最高軍事長官，僅僅負責軍事事務，對於當地的財政、民政是無權過問的。但是我們都知道，在開元後期乃至天寶年間，大唐帝國北方逐漸形成平盧、範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南方的劍南、嶺南共為10個節度使區，並且節度使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利逐漸增大，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最終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

這就形成了一種大唐帝國特有的畸形局面：外重內輕。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大唐帝國由盛轉衰，這是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來，宋璟當時之所以對邊臣郝靈荃不進行過高的賞賜，其實他並不是為難郝靈荃這樣的小人物，我鬥膽的猜測當時宋璟的內心深處其實是指向節度使的，他很可能已經預料到了節度使這個官職的雙重效應，一方面是守衛邊境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是尾大不掉的擁兵自重。

事實上，從景雲二年（710年）到開元五年（717年），僅僅七年的時間，節度使們在自己的管轄區域內，根據邊境的形式，不自主的進行著兵制改革，那就是由最初的府兵和征點制軍隊逐漸向在轄區內募兵過渡。

總之一句話，節度使這個官職，在宋璟看來，在未來的日子裏如果不加以節制，很可能會成為帝國的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但是宋璟是不可能超越歷史局限的，他當然不能上疏皇帝請求廢除節度使官職，因為節度使的出現也是帝國形勢需要的產物。所以宋璟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權力壓制節度使。

總結陳詞：宋璟壓制節度使的方式，是采取不賞邊臣的方式，目的是發揮節度使積極一面的作用。

但歷史再一次告訴我們，其發展並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宋璟只能掌管他身前的事。

終於，很多年後當那個雜胡種出身的範陽節度使安祿山率領15萬鐵騎南下的時候，大唐帝國的高層領導者們才意識到很多年前，他們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給予節度使過高的的地位和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