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與保皇會

1900年，因內外形勢驟變，保皇會加緊行動，公開揭出勤王旗號。義和團事變起，清政府對外宣戰，為應付復雜局面，令各省督撫派兵增援，等於下令勤王。同一旗號之下，朝野雙方的行動目的截然不同。即使參與保皇會勤王計劃的各派，在推翻後黨、恢復新政的大同之下，也各自存有並不算小的政見、利益分歧。而清廷的各省勤王之師，更是心懷鬼胎，表現大異。另一方面，相同的旗號又給一些腳踏兩只船的胸懷異志之人，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合法外衣，使其得以見風使舵，相機行事。庚子岑春煊千裏勤王，便屬於後一類的典型。只是由於當時行動隱秘，知情者少，後來當事各方又有所忌諱，避而不談，以至於真相只見諸筆記掌故的傳聞[1]，迄今不為史家所采信。仔細梳理相關的史料與史實，可以深入透視在庚子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的形勢下，統治集團內部的異動與其他社會勢力的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深遠影響。

第一節　護駕潛因

徐一士《一士譚薈·岑春煊》條記:

庚子之役，以甘肅布政使率師勤王，護駕西行，遂邀西後特賞，遷任封疆。相傳其時春煊初擬助帝收回政權，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說動之，乃不敢發，而益自結於後。論者多病其不能見義勇為，然封疆重臣，統兵大將，多戴後，帝則勢處孤危，舉事不慎，將有奇禍。春煊縱欲建非常之業，其力亦苦不足耳。[2]

《啁啾漫記·清德宗西狩瑣聞》條記:

清德宗久制於孝欽太後，郁郁不得志。拳亂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貴鹹黨於太後，雖言亦不得從。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撫以自助。勤王之師，陜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舊勛之裔，帝頗重之，擢陜西巡撫。一日招某入，叩頭畢，帝甫有言，而太後適至。帝色變，某亦汗下流背，乃亂以他語而罷，太後未之審也。[3]

兩說頗有不合，後一說並有小誤（如岑春煊為甘肅而非陜西布政使），重要的是空穴來風，事出有因，不可視為遊談無稽，岑春煊確有借清廷勤王之名行保皇會勤王之實的可能。

戊戌變法前，岑春煊即與康有為建立起密切關系，積極響應變法維新，參與康有為的各種組織活動。1895年康有為發起上海強學會，岑春煊為“噬肯來遊”、加入是會的各省“名儒碩彥”之一。[4]1897年2月，康有為再到桂林講學，並與唐景崧、岑春煊等地方官紳議開聖學會。唐、岑二人一自台灣歸，一自山東回，均親歷中日戰爭，對於清政府戰敗求和，喪權辱國極為不滿。台灣民主國官紳內渡後，均不得清政府任用，而岑春煊則辭官歸隱，不作出山之想。

岑春煊返桂之初，交遊議論，尚屬平平，唐景崧與龍澤厚等“見則談學，與岑雲階及官場則談博談戲”[5]。後唐、岑兩人“往還最密”，鑒於清朝“敗兆已伏”，“正思所以挽之救之之法”。他們與康有為“晤談之下，志同道合”，因而贊助最力，捐獻最多。[6]康有為作《桂林聖學會後序》，還托名岑春煊。為此，岑春蓂商得乃兄同意，特致函汪康年，要求登報聲明更正。[7]

次年，岑春煊送七弟入都赴禮部試，或指其在京“結交康黨，入保國會，慷慨上書，急欲一試，遂由候補京卿外簡廣東布政使”[8]。岑春煊參加保國會，雖有傳聞，查無實據。他本人後來作《樂齋漫筆》，矢口不提與康黨結交之事，唯渲染奏對和上書。他向光緒皇帝當面及條陳所說，即“力陳國勢阽危，非發憤自強，不能圖存。欲求自強，必先興學、練兵、講吏治、信賞罰，乃克有濟”。又以紙虎為喻，認為一味對外示弱，“譬如紙虎被揭，威嚴盡失，誰復有所畏懼，以後外交將步步困難矣”。並指斥“樞臣誤國，蒙蔽聖明”，致使朝廷“是非不明，賞罰不當”。看法與維新派大抵相通。因此，雖然“疏奏自以語多訐直，慮觸忌諱，而是時德宗親政，方銳意有為，思拔用強直果敢之臣”。舊例京曹外用者，大抵實任三品卿方能簡授藩司，岑以銷假請安尚未收缺人員，即被特簡，“實異數也”[9]。

不過，“異數”的背後，大概確有康有為的幫忙。1902年康曾透露，岑春煊“乃仆昔所薦來粵布政者”[10]。以當時的情形論，康有為的暗中舉薦應較岑春煊的奏對及上書更易見效。

發布岑春煊接替調任山東的張人駿為廣東布政使，已是1898年8月31日[11]，這時百日維新高潮已過。1898年12月19日，岑春煊調任甘肅布政使[12]，其在廣東總共只待了大約三個月。難安於位的起因是與總督譚锺麟不合，背後的真正原因則當事各方說法不一，其中牽涉到與康有為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