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

頡剛足下：

我這幾年到歐洲，除最初一時間外，竟不曾給你信，雖然承你累次的寄信與著作。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只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內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厲害，至於使老母發白。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復原狀態。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麽一個習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當年讀稽叔夜的信說他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了解，現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並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致。我日日想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於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後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於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周報》上事物。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著，必然寫出寄適之先生交別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掛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頡剛。潦草，不像給我頡剛的信，但終差好於無字真經。只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於丁文江先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評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文，不復載。）

其二，論頡剛的古史論。三百年中，史學，文籍考訂學，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匯”。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麽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拿這兩樣比著看，量是語文學的成績較多。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觀念限制之多。談語言學者盡可謂“亦既覯止”之覯為交媾，“握椒”之為房中藥。漢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為之，並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若把“聖帝明王”之“真跡”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這一派比較發達上差少的史學考訂學，一遇到頡剛的手裏，便登時現出超過語文學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麽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頡剛以前，史學考訂學中真正全是科學家精神的，只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今文學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地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績，只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只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面竟有無數的獲得。但是，這語文學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計的分類通轉，指出符號來，而指不出實音來。現在尚有很多的事可做；果然有其人，未嘗不可淩孔軒而壓倒王氏父子。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麽再多的根據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於文籍的發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發現不可期，系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地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學科的範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自然比力學或生物學小得多。但它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問。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