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燒的歲月（第2/5頁）

第一條對於“交皇糧”已經習慣了數千年的中國農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雖然新中國的農業稅比“十一而稅”的稅率要高很多，但是相對於地主的50%以上的地租來說已經好很多了。

但是，對於國家來說，僅靠農業稅來完成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太不夠了，必須還要實現農民余糧的商品化。於是就必須要實現第二條，然而問題就出在第二條。當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滿足之後（或通過自己購買解決或通過互助組解決），他們不再有把糧食商品化的需求，越是出現災荒，市場越是缺糧，農民越是屯糧。

如何才能把農民的糧食從農民手裏挖出來？這是一個讓領導頭疼的問題。

糧食漲價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糧價漲了，物價就要全面漲。物價一漲，工資要跟著漲。工資一漲，預算就要超過。”595

怎麽辦？

統購統銷，采用“強制”手段從農民那裏低價收購糧食，低價賣給城市人口。這是一個危險的決定，因為它將引發農民的不滿，它無疑是對農民的剝奪，但是不這麽搞，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就無法順利進行下去，各項經濟指標也難以按期完成，“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只有犧牲農民現實的利益。

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陳雲跟毛主席吹風，“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596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采納了陳雲的建議。從此，中國開始了統購統銷的年代。

統購統銷有兩大特點：第一就是計劃性。國家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和農業產出量綜合制定統購比例。正因為統購要最大程度保證工業發展的需要，所以統購比例總是保持在最大的限度裏，也正因為如此，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處於半饑半飽狀態。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表述，“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麽，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597

統購統銷

整個統購統銷時期，國家總共從農民手裏攫取了多少財富？學術界沒有一個統一的明確的數字。淩志軍在《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1989-1997）中認為，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間，政府從農村拿走了大約6000億人民幣；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前瞻》一書認為：1952-1986年，國家通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拿走5823.74億元；陳吉元主編的《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一書說，1951-1978年，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形式，政府從農民手裏拿走了5100億元。即便以較少的5100億計算，也將近是7個“一五”計劃的投資量，有人說中國工業化建設是建立在對農民的剝奪基礎之上的，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

統購統銷的第二大特點就是強迫性。統購不是自願的，而是定額的，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而基層為了完成征收任務，常常動用過激的征收方式。1954年，華南分局在向中央的報告中就專門匯報了這種強迫的普遍性：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綁了八九個人，竟將合作社的生產隊長捆起來，由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稱糧食，不賣的將當場綁起（綁了2人）。將用部分糧食去喂鴨子的一個中農拿來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余糧的農民的土地證（全鄉沒收了3戶）；高要縣第9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該區依坑鄉搜屋36戶，10區東圍鄉封了一個富農的屋，竟將1位老太太也封在屋內，以致上吊自殺。群眾反映“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厲害”。598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的一篇《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寫道：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余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裏睡覺。

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自己沒有支配權，被政府全被掠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就站在河邊哭”，“被剝奪”的感覺嚴重打擊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1954年，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且有許多母牛、乳牛、小羊、小豬、仔豬價格也隨著下跌”，“大批牲口有行無市沖擊市場”，“有些地區還發生宰殺耕畜現象”，“甚至有的農民因政府禁止宰殺耕畜就故意先砸斷驢腿，再要求殺驢”，甚至“台山縣有1農戶將剛生下的10個小豬全部弄死。”599牲畜被大量出賣和屠殺，使耕畜數量大大減少，無疑是對農村生產力的極大破壞。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生產力暴動”。除了“生產力暴動”外，偶爾出現的“搶糧”也表達了人們對這種征糧制度的不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山東惠民地區的利津、廣饒兩縣，連續發生群眾搶糧13起，涉及兩個縣的3個區、8個鄉和37個村，參加搶糧的群眾約有4800余人，共搶去糧食92000余斤，而搶糧的原因“主要是群眾缺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