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靈甫的悲劇（第2/3頁）

蔣介石“得知靈甫之74師被圍孟良崮，甚驚，又甚喜。”398準備將計就計，以74師頑強的戰鬥力、精良的裝備及有利的地形，“吸引共軍主力，再調10個師之兵力增援74師，以圖裏應外合，中心開花，夾擊共軍，決戰一場，殲陳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舉改變華東戰局。”399

當時的華東戰場上國軍有45萬兵力，而華東野戰軍只有27萬兵力，而自負的張靈甫也相信，周邊幾十萬國軍，近則只有10來公裏，遠也不過100多公裏，他們開到孟良崮，最多不過是半天、一天的時間。而憑74師的強大軍事實力與孟良崮的險要山勢，他張靈甫在此堅守一天二天是不成問題的。局勢雙方都很明朗，就是一個時間問題，但是張靈甫守了三天，也沒等到救援人員。

在接到掩護74師的命令後，李天霞的整編83師卻只派了19旅57團下的一個連攜帶電台接近74師冒充是執行掩護的19旅。直到5月16日早上，蔣介石再次嚴令：“縱匪害國延誤戰局，嚴究論罪不貸！”包括李天霞83師在內的各部隊才不敢再保存實力，全力突破解放軍防線，但為時已晚。戰後，氣壞了的蔣介石電令“湯恩伯撤職查辦，李天霞就地槍決”。但後來不知什麽原因，李天霞被保釋，並且還被授予三等雲麾勛章，半年後又當了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兼泰靖揚指揮官。

1950年，蔣介石在反思自己失敗的教訓時說：“黨內不能團結一致，同志之間，派系分歧，利害摩擦，違反黨紀，敗壞黨德，以致整個的黨，形成一片散沙，最後共黨乘機一擊，遂致全盤瓦解，徹底崩潰。”400

然而國民黨一盤散沙的局面，並不是後期才形成的，而是胎帶的毛病，本質上的。

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本身就是一個大雜燴，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的，武昌起義後不久就開始出現分裂。有一些人並不贊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更有人反對，到1912年中國同盟會已經四分五裂了。8月宋教仁又把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等聯合起來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則更成一個大雜燴。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到日本就認識到國民黨內部思想混亂，組織嚴重不純。在他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時認為，“非袁氏兵力之強”，“乃同黨人心渙散”401。由於認為國民黨已不能再領導革命繼續前進，才成立中華革命黨，為了避免人心渙散，還要求立誓並按手印。

1919年10月10日，中華革命黨正式改名為中國國民黨。為廣泛吸收黨員，放棄了按指模、宣誓效忠等有幫會色彩的條件，入黨條件極寬，經黨員兩人介紹，交納黨費10元者即可入黨。

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但只是名義上的，事實上只是大大小小不同軍閥的松散聯合體。按李侃如的說法就是“華北、東北、西北和西南的軍隊只在名義上是蔣介石的盟友，而不願直接效忠中央政府。”402軍閥們歸順國民黨，並不是因為堅定的三民主義信念，而是因為利益權衡之下的理性選擇，受到了“南京政府等級制中的顯赫職位”的吸引。而蔣介石也認識到這種聯合的松散性，但是，形勢的需要使他又不能不接受這一現實，於是他也只能把它看作一種“權宜之計”，所以說國民黨對全國的統一基礎是各自心懷鬼胎的。

剛統一中國不久的將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個編遣會議，要求軍隊裁員80萬。當然這裏涉及到裁哪些人的問題，對於各軍閥來講，這就是一個“杯酒釋兵權”的過程，於是就開始了大小軍閥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展開的討蔣行動。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蔣；1929年5月，馮玉祥反蔣；1929年12月，唐生智聯合石友三反蔣；1930年5月，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聯合反蔣。在圍剿中央蘇區之前，國民黨的軍隊一直在內亂的過程中。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時，國民黨仍然處在各系各派的勾心鬥角之中。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之中，中央紅軍能縱橫11個省，長驅二萬五千裏，除了跟她頑強的意志和毛澤東高超的指揮藝術之外，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內部的這種勾心鬥角、打擊異己、保存實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機一箭雙雕，既消滅紅軍又鏟除地方軍閥，這種心思各省軍閥都十分清楚。在這種形勢下，地方軍閥不僅害怕被紅軍消滅，更害怕被南京消滅，同時還想利用紅軍打擊對手以擴大地盤，就是這種相互防備的矛盾心理給了紅軍無數的可乘之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準備轉移，正在這時，粵系軍閥陳濟棠為了“送客早走”積極派人和周恩來聯絡，在秘密談判後達成了“五項協議”：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2.互通情報；3.解除封鎖；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部，陳部撤離40華裏。10月9日密談成功，10月10日晚上，紅軍主力就開始長征了，由於有了五項協議為基礎，紅軍在“敲梆式的堵擊，送行式的追擊”中輕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