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留下了什麽（第2/4頁）

同治中興之後，漢族士大夫不僅擁有了軍事大權，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權和財權，伴隨著這種漢族士大夫勢力的明顯增強，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1900年，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驍、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於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山東巡撫袁世凱等把朝廷之“旨”定為不真實的“偽詔亂命”，並堅決表示不予執行，並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東南互保”。有意思的是當朝廷接到“東南互保”的奏報後，面對如此公然的抗旨行為，竟然下詔稱漢族地方督撫的這一行動與自己的意思“正復相同”，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這一事件的產生充分表現了晚清地方漢族勢力的增長和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

這一削弱的過程一經出現，便走向一發不可收拾的境地。張明在《民國的角落》一書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情：廣州黃花崗起義之後，兩廣總督張鳴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革命黨。一天，一位在廣州測量學堂讀書的學生放假路過廣東偏遠山區的紫金縣，不留神碰上了幾個防勇。由於這個學生沒有辮子，所以防勇們就抓了他，準備將他當革命黨送到上面請賞。學生急中生智，說，“我是學生，你們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學堂去通知一聲”。於是幾個防勇押著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來到了紫金縣唯一的一所小學堂，找到了學堂從廣州聘來的格致（即數理化）兼體育教員甘暉如，雖不認識，但是甘教員出於對剪了辮子的“同志”天然的同情，將他藏了起來，並讓幾個學生去找學堂的總辦——鄉紳鐘榮山，說大兵闖學堂抓人了。正在喝酒的鐘榮山告訴學生抓緊回學堂將防勇捆了，一切有他做主。學生們摩拳擦掌地回學堂捆人去了，而酒場上一個人卻勃然大怒，就是一同喝酒的巡防營的負責人陳家裕。當場質問鐘榮山為什麽縱容學生捆綁他的士兵，雙方吵了起來，最後知縣出面調停，說好由他負責調查處理。第二天，學堂方面提出，學生方面被搶去白銀200兩，金表1只，金戒指1枚，要求巡防營如數交還，缺一不可（當然都是胡扯），並要求哨官陳家裕辦酒20桌賠禮道歉。防營方面當然不肯，僵持良久，結果是由縣署出了300兩銀子，並辦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245

兩件事情，一件大事，一件小事，從這兩件事件中，我們明顯地看出了政府權威的弱化速度，僅僅十一年，地方鄉紳力量的增長已經到了敢於和政府武裝叫板的地步，而這些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市民社會產生的基礎。

地方勢力的增長，不斷推動著中國封建專制體制的瓦解。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人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親隆裕太後接受了《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宣布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帝制也宣告滅亡了。

而這一切的產生，不能不歸因於洋務運動中地方勢力的增長。

第二，近代中國工商業的發展。

商品交換的產生，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開始了。在以後中國五千多年的經濟發展中，雖然也出現過錢莊、商鋪、作坊等資本主義運作方式，雖然也出現過範蠡、呂不韋、沈萬三等知名商人，雖然也出現了晉商、微商等商業團體及各種商會，但是資本主義並沒有得到大力的發展，也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力量。

明末清初在中國手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所出現的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和自由勞動力市場成為中國真正資本主義的萌芽，然而即使是這種萌芽產生了，其發展的速度也是極其緩慢的。阻礙中國工商業發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農輕商的傳統認識。由於農業在自然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在政治管理中的特殊作用，中國封建帝王和思想家大都推崇“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從商鞅開始，獎勵耕戰就成為重要的治國之策，漢高祖劉邦就曾強調，“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246。

二是稅收制約。由於對商業的輕視，各朝政府對商業都是課以重稅的，太平天國戰爭前後發展起來的厘金制就是這種稅收政策的表現，它對國內流通的貨物在每個地方關卡都收取2%～10%的厘金。跨省跨區就要繳稅，這生意怎麽做？所以對商業流通的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