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農問題”（第3/3頁）

據馮桂芬、胡林翼等估計，一般州縣浮收勒折共約“合銀十萬兩上下”，而這些陋規浮費，多為官吏、生監與差役層層中飽，其中州、縣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糧書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因此柯悟遲在《漏網喁魚集》中形容：每值征漕，“官吏如餓虎出林，紳衿如毒蛇發動”，“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糧書入鄉，如蝗蟲遍野。”

另外每縣多至數十人的蘇、浙“白頸”、兩湖“漕口”也趁機“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120而這些錢最終出於下層群眾之口。

清代後期，作為社會主體的農人佃戶，“終歲勤勤”，生產出來的糧食究竟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剝奪？總結一下，總共來自四個方面：一是政府正當稅收；二是地主的正當地租；三是地主轉稼的稅收；四是各級官吏的陋規。事實上，這裏只有兩類人在對農民進行剝奪，一是政府官員，二是地主。他們在剝奪的方法上既使用合法的手段，又使用了不合法的手段。

就在強勢群體努力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導致了大家可以預見的“凡人”121的極端貧困，嘉慶年間，曾當過知府的陳其元在其《庸閑齋筆記》中說，“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勤，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粱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122在這裏雖不是記實的寫法，但是借“先大夫”之口表現自己真實的認識和人生感悟卻是肯定的。

不斷惡化的民生狀況，加劇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各省抗糧抗租拒捕傷商之案，層見疊出”，江蘇蘇州府因業戶收租不公，激起佃農接連不斷地抗租鬥爭，“焚燒運丁船只”，“攔截催租進路”，“打毀業戶多家”。更有部分流民“民窮失業，去為盜賊”，1850年官府報告中說“今日盜賊之多，自直隸、山東、河南及浙江、兩湖等省，劫案叠出，幾於無處不然”。

矛盾的加劇，“凡人”的生存底線不斷地被碰觸，不斷有人被“逼上梁山”，騷亂不斷升級，由個體而組織，由盜賊而暴動，由騷亂而起義，最初大多是“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者”，但是後來，“凡原日農民，亦哄然舍耒耜相從，各求分給。”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東王倫起義起，各地農民反叛頻繁：乾隆四十六年甘肅、青海發生蘇四十三、田五起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灣林爽文起義；乾隆六十年貴州、湖南發生苗民起義；乾隆剛一退位，嘉慶元年（1799年），就爆發了持續九年的白蓮教起義；嘉慶十八年（1813年），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1851年（道光三十年）終於爆發了動搖清朝統治的太平天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