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重回上海（第3/6頁）

李曉垣（書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電勸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經為我借到武漢大學教授耿季釗之屋，離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釗是膺白同學，我亦相識。曉垣夫婦請我們到武昌吃飯，我見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齊。朋友之為我謀可謂至矣。我要求到黃鶴樓參拜克強先生銅像而歸。此時曉垣先生已覺武漢未必能久守，不勸我住此。

公權先生來，我與商前途去處，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幹山，勸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計劃，擬覓同伴，商之曉垣夫婦，太太因小孩不能遠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黃任之、江問漁等四五位先生同來訪，都是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同人，我說到戰事勢必持久，許多地方將淪陷，必須有人做一種精神工作，團結一般人的愛國心。他們都贊成這意見，但言我們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當此，勸我同往重慶。這時政府還沒有遷重慶之說。

我於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輕，膺白在時我躲在背後時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顧我，我如何不顧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將漫遊？伯樵有糖尿症，飲食特別，針藥不可離。他夫婦本極簡單，為了我日日變計，無所適從。我正擬取消旅行之計，適逢有英國代使赴香港專車，可以附掛客車一節，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於是在匆促幾小時中決定了搭粵漢車南行，仰先嫂、樓君比我遲一班車走。

到香港又經一番覓屋程序；高貴之區不敢去問，便宜之處亦已人滿。逃難尚只幾星期，經驗增加不少，把錢看得重起來。大家已注意到幣值，這時港幣與國幣還是同價，伯樵、仲完有聞必告，一日叫我把國幣全拿出來換成港幣。他們在旅館的房間從大搬小，從有浴室搬無浴室，電車必坐三等，點菜扣得甚緊。伯樵不能吃澱粉質，要以菜肴飽腹，我叫熙治坐車跟黃伯伯，吃菜要讓，熙治回來總嚷餓，我叫她吃塊糖，不許響。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飯時總回來帶我們，不放下我們一次。我估著計嫂、樓君等將到，我長此為朋友累如何？於是寫信給在上海的舅舅葛運成（敬中），與商我返滬的意見，請其電復。我所以請教他，因他自己是個農業專家而又熱心農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對莫幹山的癡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來看我兩次，一日，我同他談到庾村的教育辦到職業中學，生產配得上學生出路，他才放心下來，知道我已轉念向積極處，這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個想著去問他，他回電以為我可以回滬。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後，收十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淪陷，他夫婦回滬，在吾家做客至戰事終了。運成舅則在我返滬後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二十年來，我的弟妹中，很巧總有一人或一家與我同住一城，我那時還沒有感覺手足相需之必要。不幸在膺白去世以後，不久戰事爆發，我需要他們，而他們都不能不遠走。我返滬時，性仁、性元和弟婦懿凝都將動身。性仁行時甚躊躇，我說：“弟妹安，我即安。”力勸其行。性元有一病孩，後曾與我同住一時。懿凝陪我看得麥尼尼路之屋，此屋三樓三底，我們四姓——計嫂家、性元家、大綱、我和熙治——同住過。懿凝家、仲完家都有家具借給我用。到上海後。熙治回允中讀書，樓君回允中任課，德容到東吳借讀；借讀是戰時各大學相通的辦法。初幾個月我們局促在賽伏公寓，搬家後生活漸漸定下來。第一件事我寫信到莫幹山通知性白，從此之後，性白、雪鈞每年總到滬一二次。我搬家後，每次他們都住吾家，有一段緊張時期，他們兩個孩子念祖、憶祖送在我處代為照管。在上海租界被占以前，山上莫幹小學書籍文具都由上海采辦，水運可到三橋埠。商人來滬辦貨，款由我處劃，只憑性白字據，彼此省匯兌之煩，免攜帶之險。這些都由大綱接洽，沒有誤過事。

我在賽伏公寓的幾個月，只有一間臥室，一間坐起間。我與德容、熙治同住一室，她們分睡一只兩用沙發，我睡一只小鐵床。計嫂住在性元家，大綱住公寓配膳室。我忽然想起西藏路的中國書店，相距不遠，是老交易，請大綱去問問可否借點書看。我其實不想再買書，只想借看，使親友知我有得消遣，不必要常來看我。書店的夥計真好，不厭煩的一大包一大包背來，我沒有書架，鋪上報紙著地沿墻擺，我看得愈快，他們送得愈勤，使我不能不再買些，後來我在上海添出十來箱書，即從此時而起。幾種大部的日記，如《越縵堂》李慈銘，《緣督廬》葉昌熾都看了又買的。我想收集地方志，數量太多，未曾著手。把洪楊時代集子收得很多，不著名的我亦要。到我搬麥尼尼路時，書已是一大件的行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