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15頁）

李氏家族中另一個唯一的參加了其幕府的成員是他的女婿張佩綸。張佩綸是在1888年與李鴻章的次女結婚的。李鴻章何以吸收張佩綸作他的幕友、而且後來又讓他當了自己的女婿，這是他一生經歷中使人茫然不解的問題之一。張佩綸1871年成進士，選翰林，1880年代是清流黨成員，而清流黨是極力反對並猛烈抨擊對西方的妥協讓步的。張佩綸對那些屈服於外國人的官員——如崇厚——的譴責是十分尖刻的；在1882年琉球爭端中他魯莽地要求中國用武力對付日本，同年，當中法關系惡化之時，他又主張中國以武力對付法國。[22]然而，盡管張佩綸的政見與李鴻章截然相反，在1879年至1881年他丁母憂期間還是在李鴻章的幕府中做了兩年軍事參謀。1884年，中法戰爭中法軍炮擊福州時，他畏敵逃跑，結果被革職流放。1888年，由於李鴻章的說項，他才得以被召回，同年應邀重入李幕並成為李鴻章的女婿。盡管二人政見迥異，但是張佩綸卻繼續在李幕供職，一直到1894年。[23]對於張佩綸長期在李鴻章手下供職的原因的唯一解釋，是李鴻章欣賞他直率的性格和儒雅的風度。其他一些可能的原因有：李鴻章和張佩綸之父張印塘1853年曾同在安徽江忠源手下任職，盡管沒有關於二人有交往密切的記載；還有，李鴻章可能覺得讓張佩綸在自己的幕府裏更好一些，因為這樣便於監督他。

對才具的要求無疑是李鴻章的許多親朋不能在他幕府中供職的原因。他可能是為“孝”字所迫才用了其中幾個人。但是他竭力將這些無用之人的作用壓到最低的程度。一方面，有些傳聞說，李鴻章的幾個侄子曾做他的幕友，但是沒有一個人取得過任何重要的職位。[24]另一方面，他又很樂意聘用有能力的世交。1876年，李鴻章謀劃在上海建立織布局以抵制英國紡織品的進口，他寫信給沈葆楨（幼丹）說：“適有魏溫雲觀察，綸先與弟世好，會計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頭承辦。”[25]即使是李鴻章用他的家庭成員、親戚、世交作他的幕友，清朝反對重用親戚的戒律還有足夠的力量，加之禦史們的鼓噪，足以迫使他慎重對待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他或許對這些戒律尚未失效感到高興，因為它們給他提供了便利的借口，使他能拒絕數不清的親朋們要求加入其幕府的請求。

當然，李鴻章幕府的人員成分一個時期和另一個時期並不相同，在長期的宦海生涯中，他的幕府中確確實實容納過幾百人。然而，某些人連續擔任各種職務，形成了一個相當小的核心集團。他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各有不同，在李鴻章手下供職的原因也不盡一樣，但是，他們都對保護中國使其免受內外敵人的侵擾這一問題傾心關注。這些人的出身包括讀書士子、行伍軍人、行商坐賈和“歸國學生”，他們在李幕中充當謀士、將帥、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業的總辦會辦等。1880年代中期以前，這一核心集團主要由那些有更多傳統背景的人組成，他們是在叛亂年代（1862—1870）開始在李鴻章手下供職的；但是此後領導權逐漸被那些“歸國學生”或曾在西方待過的人所掌握。在李鴻章的謀士中，有三個人對他的西方觀和自強之必要性的觀念影響最大，這就是馮桂芬、郭嵩燾和薛福成。

李鴻章早在在北京當翰林的時候（1847—1853）就結識了馮桂芬（1809—1874），但是直到1861年蘇州士紳懇求曾國藩派軍隊保衛上海時，二人才重又相逢。[26]馮桂芬代表蘇州士紳寫了請願書，於是才有了李鴻章組建淮軍並成了江蘇巡撫（見第四章）。馮桂芬是蘇州人，1841年成進士，選翰林。雖然他是讀書人，但是卻很積極地在家鄉興辦團練。太平軍攻陷蘇州時，他逃到上海，在那兒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實力。1862年，李鴻章奏調馮桂芬入幕，從那時起直到1865年，馮桂芬作為一個不受李鴻章約束的謀士和兼職幕友為李鴻章服務，給李鴻章以後的思想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1870年，在一道奏折中，李鴻章對馮桂芬表示感激不盡。[27]

馮桂芬是同治中興的主要理論家之一，他可能是“自強”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他還是最先看到了中國要想生存就需要學習西方技術的中國人之一，他的思想是後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語的雛形。他清楚地看到，西方遠優於中國，但是又認為事實並不一定就是如此。他認為，如果皇帝能夠端正人心，如果中國能從西方引進急需的船炮，這種情形是能夠在中國自身發展中得到改正的。他甚至認為，數學構成了西學的基礎，因此應該在上海和廣州設立翻譯局，培養學生學習西文，這樣，就可以把外國的數學和科學教科書譯成中文。根據他的建議，李鴻章於1863年建立了上海廣方言館。馮桂芬還提倡改革科舉制度，列入科學方面的內容。他甚至還認為，外國人不應受到鄙視，而應受到誠懇、公正的對待。他是太平天國失敗前夕倡議收復蘇州地區的發動者，是1865年李鴻章和曾國藩發起的減稅方案的執筆人。這一時期李鴻章的許多改革建議實際上都是馮桂芬執筆的，或者至少是直接受了他的影響。[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