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馬遷誤信的故事

1. 新的嫌疑人

在圍繞著秦始皇一生的重重迷霧當中，我們調查了四件疑案：生父之謎、弟弟和假父之謎、表叔之謎和後宮之謎。對於這四件疑案，我們通過不懈的追蹤、嚴密的考察，一一做了破解，得出了相對可靠的結論。

疑案追查到這裏，是不是已經大功告成，可以告慰先祖，可以鳴金收兵了？不知道大家怎麽想，歷史偵探的回答是，此時收兵還為時過早，難免有草草收場的嫌疑。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上述四件疑案的發生，都起源於《史記》。或者是出於《史記》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或者是出於《史記》記載的含糊，或者是出於《史記》的失載，或者是出於《史記》的誤載，說到根子上，還是那句話，都是司馬遷惹的禍。

《史記》是歷史著作，《史記》中偶爾出錯，我們完全能夠理解，但是，連續出錯，冤假錯案不斷，這就不能不使我們產生懷疑了，懷疑《史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司馬遷是《史記》的作者，盡管他從來沒有領過稿費，卻肯定享有著作所有權。現在，《史記》出了問題，出了冤假錯案，司馬遷當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自然會懷疑：司馬遷是否就是這些冤假錯案的制造者？

我們不妨來作一番超時空的想象。

請回到我們已經澄清了的第一案——生父之謎。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呂不韋、子異和趙姬在場的話，他們在感謝歷史偵探破解疑案的努力，感謝歷史法庭為他們推翻了冤案以後，一定會強烈要求追究司馬遷的責任，要司馬遷出庭作證，要他解釋為什麽會在自己的著作當中寫下誣陷不實之詞。

歷史法庭理性而公正地審理歷史疑案。歷史法庭認為，受害者們要求追究冤假錯案的要求是正當的，因為這個問題不搞清楚的話，被害者的名譽恢復和事實澄清都是不完全的。歷史法庭認為，隨著案情偵破的進展，新的犯罪嫌疑人浮現出來了，如果偵探們抓不住這個新的犯罪嫌疑人，疑案的偵破就會半途而廢。

接受歷史法庭的告誡，歷史偵探開始著手調查誰是冤假錯案的制造者。毫無疑問，司馬遷當然是首當其沖的嫌疑人。

歷史偵探追究司馬遷的責任，首先要追查《史記》中的種種問題，究竟是怎樣出現的？如果問題是出於司馬遷自己的編造和隱瞞，責任當然在司馬遷，我們就可以給他定偽造和隱瞞歷史的罪名，並且要求他出面解釋，為什麽要做這樣的事情？如果問題是出於司馬遷的道聽途說，他只是將從別人那兒聽來的傳聞，不加分辨地寫進書中，或者是出於疏忽，沒有將應當寫進史書的事情寫進去的話，他就不應當承擔偽造和隱瞞歷史的罪名，但是，必須承擔傳播謠言和玩忽職守的責任，他必須出庭解釋，他從哪兒聽來的謠言，為什麽把它寫進《史記》？他究竟看到了些什麽材料，又是如何選取這些材料的？看來，歷史偵探還得忙碌，還得根據司馬遷所提供的線索，去追查制造歷史疑案的真正犯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冤假錯案的問題，徹底地追查起來可能相當麻煩，看似簡單的歷史學疑案，認真追究起來可能相當復雜；這種復雜性，是歷史累積的加厚和變形的結果。長話短說，一句話，我們將司馬遷作為新的嫌疑人來追究的事情，牽連到歷史學中的基本問題：歷史著作是怎樣編撰出來，又是如何流傳開來的？歷史在編撰的過程中，歷史著作在流傳的過程中，又是如何變形的？

歷史編撰和歷史流傳的過程，宛若一種變形的鏡像，我們必須先將這個變形鏡的變形原理搞清楚，然後才能根據變形的誤差審查變了形的歷史，據此修正誤差，逼近真實的歷史，也才能判定作為嫌疑人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究竟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

2. 《史記》是歷史學的第三世界

毛澤東曾經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第一世界是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第二世界是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這是政治家眼中的國際政治世界，已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成為歷史。當代傑出的哲學家波普曾經宣稱，宇宙有三個世界：第一是物質世界，第二是精神世界，第三是知識世界。這是哲學家眼中的哲學世界，正在隨著信息這種奇特物質的興起而成為現實。

作為歷史學家，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歷史學的世界劃分。受偉人先賢的啟發，我深感“三”是一個有趣的好數字，歷史學也與“三”有緣。在這次疑案的追查中，我終於認識到，歷史學世界是一個“3＋N”的世界。“3”是歷史學的三個基礎世界，我分別稱它們為第一歷史、第二歷史和第三歷史，N是歷史學的多個延伸世界，作為三個基礎世界的延伸，歷史學的N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