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帶（第4/13頁）

權力存在於各種各樣的人類社會組織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這些權力或來自篡奪，或被權威所賦予，或由下層人民所擡舉，或依靠功勛、集體的團結、鮮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為群體動物，一定程度的人對人的支配可能銘刻在我們代代相傳的基因裏。沒有證據證明權力本質上對集體有害。但是，對於我們談到的這些兼職囚犯來說，即使只是個小頭目，像勞動隊長，他們的權力實際上也是無限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的暴行被強加了一個下限——要是他們管教其他囚犯時被證明不夠殘忍，那麽他們就會被免職或受到懲罰，但沒有上限。換句話說，如果他們需要懲罰其他囚犯，有時是因為一些過錯，而有時甚至沒有任何動機，他們可以放手實施最狠毒的暴行。在1943年年底之前，一個“卡波”將囚犯毆打致死，而不用擔心受到任何處罰是常見的事情。只是後來，當勞動力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時，德軍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允許“卡波”虐待囚犯，但不能永久性地傷害他們的工作能力。但那個時候，這些不法行為已經形成習慣，而這個規定並不總被“卡波”所遵守。

因此，集中營復制了極權政體的等級結構，盡管規模較小，但特點更加鮮明，在它的內部，所有的權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層對權力的控制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這個“幾乎”非常重要，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從未存在真正“極權”的政體。從未缺少過一些形式的抵抗，對於暴政的糾正，即使在第三帝國和斯大林的蘇聯——在這兩個國家裏，公眾的意見、法律、外國的壓力、宗教、對於公正和人性的追求，都讓只有十幾、二十幾年歷史的暴政難以立足，並或多或少地充當刹車的作用。只有在集中營裏，下層階級對權力的約束不復存在，使這些小吏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可以理解，對於那些貪婪地追求權力的人來說，這樣巨大的權力擁有壓倒性的吸引力，即使對於那些對權力並不過分熱心的人來說，也會被職務帶來的許多物質好處所誘惑，之後則不可避免地迷陷於這任由他們擺布的巨大權力之中。

哪些人可以成為“卡波”？這是另一個必須要澄清的問題。首先，集中營指揮官及其代表（往往是優秀的心理醫生）會從監獄中挑選普通罪犯，將他們視為潛在的合作者。對這些罪犯來說，作為施刑者的生涯要比牢獄生活好得多。其次，是在五到十年的痛苦折磨中信仰崩潰，或者無論如何，具備脆弱的道德觀的政治犯。還有一些猶太人，他們把集中營當局提供的職務看作是逃脫“最終方案”唯一可能的途徑。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像我們所說的，同時也是權力狂、虐待狂。當然，這樣的人並不很多，但非常可怕，因為對他們而言，在獲得特權職位的同時，也就獲得了向下層囚犯施加折磨和羞辱的機會。那些遭受挫折的人也尋求權力，這也是集中營這個微觀世界從極權社會的宏觀環境中所復制的一個特征——在這兩個環境中，權力往往不是按功績和能力來分配，而是分配給那些願意向他們的主子歌功頌德的人，借此獲得原本無法取得的社會地位的提高。最後，在被壓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尋求權力。他們已被他們的壓迫者所汙染，並不自覺地奮力向他們看齊。

這種模仿、認同感或仿效，或者說，壓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變換，已經引發了許多討論。真實的和虛構的，令人不安的和平庸的，激進的和愚蠢的——各種各樣的說法都被表達過——這不是一片處女地，恰恰相反，這片土地已經被深深地耕犁過，被踐踏，被撕裂。電影導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在被要求就她的一部美麗而虛偽的電影簡短發表看法時說道：“我們都是受害者或兇手，而我們自願地接受這些角色。只有薩德（Sad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真正了解這件事。”她還表示相信“在每個環境中，在每段人際關系裏，都存在著受害者與施刑人的動態關系。這種關系或多或少地被明確表現出來，並往往存在於潛意識層面中”。

我不是一個潛意識和思想深度的專家，但我的確知道很少有人在這個學術範圍內能夠成為專家，而這極少數人都是最小心謹慎的。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在我的內心深處是否也潛藏著一個殺人兇手，但我的確知道，我是一個無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兇手。我知道這些兇手存在過，不僅在德國，而且仍然存在，有些已經金盆洗手，有些仍然活躍著，把他們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種道德疾病，一種美學上的故弄玄虛，一種同謀的邪惡信號；而首先，這是向否認事實者（有意或無意）貢獻的一份珍貴的服務。我知道，在集中營裏，或者更廣泛地說，在人類的舞台上，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事情，單一的事例難以證明什麽。盡管我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並重申：把殺人兇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從根本上蒙蔽我們對於公正的需要。對此，我還有幾句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