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勝利與衰退（第2/3頁）

這群狂熱流浪者的反文化之夢激怒了特納。他看見搖滾樂團和小型社會狂熱儀式的相同之處。對他來說，搖滾樂就是在挑戰主流社會的價值，他生硬地說道：“搖滾樂明顯是在表達一種文化，是在呈現某個共同體的風格。它的興起是為了對抗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官僚化的社會結構，當中一切都要講‘規矩’與‘組織’。”[35]我們稍早的時候提過，搖滾文化流行後，人們渴望以節慶式的生活方式取代“規矩”的文化，但特納反對這一點。集體狂歡（他所謂的共同體）僅僅是一個邊緣或非常態的“閥域”，若以此當成日常經驗，必定會破壞社會結構及文明。特納的人類學理論大概是起源於他對嬉皮士文化的厭惡。他堅持，人們只能在規定好的時間地點享受集體狂歡。

對搖滾樂的反彈一直延續到現代，只是種族歧視少了一點，有時還引經據典。政治上保守分子認為，搖滾樂的流行，就是因為我們放任“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毒素”蔓延，“傳統價值”都被享樂主義與自我放縱破壞了。感恩而死樂團的吉他手傑瑞·加西亞（Jerry Garcia）去世的時候，右派的《華盛頓時報》負面地評論道：“幼稚的享樂主義侵蝕著我們的文化。搖滾樂只是他們（感恩而死）膜拜享樂主義時的配樂而已。”接著又重彈“叢林”的老調：“搖滾樂的流行提醒我們，文明是這麽脆弱，黑暗的叢林就在眼前，團團包圍著我們。”[36]我們今天也能在大衛·布朗牧師（David L.Brown）的網站發現同樣的攻擊言論：“搖滾樂充滿性暗示，煽動人們為非作歹。”牧師罵個不停：“但這不是唯一的問題！搖滾樂的節奏不是什麽新鮮事。異教徒、泛靈論者早在來到美國前就有這種搖滾節奏。他們用這種節奏‘嗨’起來，改變自己的意識狀態……所以說，節奏就是惡魔的傳教工具。”[37]

幸好搖滾樂活得夠久，久到看著他的敵人一個個把話收回去。更重要的是，它證明了自己是賺錢的商品，讓唱片公司和樂手發財。現場觀眾不再被關在戲院裏，演唱會移師到足球場或其他更大的場地，成為真正的狂熱大會。市場會說話：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個不再陌生的音樂不只動搖，還統治了市場。搖滾樂本身成為成功的商品後，廣告商很快用它來營銷其他商品，從汽車到金融服務，樣樣都有。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搖滾樂無所不在，在上千個電台各個時段播送，也會以片段形式出現在廣告中。還有人把搖滾樂刺激的部分剪掉，讓它變成優美的電梯音樂。許多連鎖商場如Kmart、Gap、Ex-press會用完整的搖滾樂曲當背景音樂，以營造友善的購物環境。當時搖滾樂已經演化出許多不同的類別——迷幻搖滾、迪斯科、朋克、重金屬、另類搖滾、電音舞曲等。“搖滾樂”現在所涵蓋的範圍很大，界線不易分清，它衍生的音樂無所不在，運動賽事、教會都聽得到。（事實上，布朗牧師指責的是教會的“福音搖滾”。）

然而，商業化削弱了搖滾樂的力道。當滾石樂隊的《我不能一無所有》（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變成購物中心的背景音樂時，歌曲裏囂張的自我宣示意味就不見了。更糟的是，連公司行號也把那樣挑釁的語氣套用在自己身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經濟時代（New Economy）下的公司行號把搖滾樂放進自己的廣告，想營造出新穎、酷炫、對舊世代不耐的形象。只是，摧毀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它來賺錢。

除了被拿來當成營銷工具外，搖滾樂大量普及後，更大的問題是它本身變得越來越無力。搖滾樂之所以給人活力，因為它結合了肢體動作與集體歡愉。到處都可以聽見搖滾樂，當中包括許多聽到音樂不能隨之擺動的場所。要讓人對節奏無感，就是強迫他們在某種情境下聽。舉例來說，你應該不會在大賣場隨音樂跳舞吧？（賣場也不允許就是了。）既然在Radio Shack電子商場或Winn-Dixie連鎖超市聽到音樂時不能翩然起舞（除非你有辦法不驚動警衛），便得學會切斷自己的神經連接，絕不能用身體表達對節奏的感知。我們每天都在練習自制——拒絕節奏的挑釁。不管節奏有多誘人，你必須冷靜，乖乖坐好。

搖滾革命後，我們生活確實有些變化。不一定要上夜店才能聽到搖滾樂，就連再普通不過的地方也有它的足跡，例如鞋店、超市等。搖滾樂帶來新契機，讓人們再次有機會享受狂喜的感覺，那可是遠勝於消費文化能提供的樂趣。藥物，尤其是大麻和迷幻藥，助長了狂熱文化的復興，還有性解放運動。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不只反對父權文化的剝削，還主張女性有權追求性高潮。雖然一般人還是從購物、飲酒、各種包裝好的娛樂中保守地尋求愉悅感，但好消息是，至少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我們知道自己有更多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