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慶典（第2/2頁）

雅各賓黨人這麽痛恨教會，居然會做出這番表白。在慶典這個問題上，革命黨的官員承認他們與拘謹、反動的天主教站在同一陣線。雅各賓黨在一般政治意義上是“革命分子”，但談到感官層次和容易失控的集體歡愉，他們又變回高壓政權。歷史學家瑪德琳·格特沃思（Madelyn Gutwirth）認為，他們就像歐裏庇得斯戲劇中打擊酒神的伴侶的底比斯王：“革命分子……在他們道德外衣底下，卻和苛刻的彭透斯如此相像。”[26]

雖然官方革命慶典的根本目的是打壓傳統，但這些主事者並非一丘之貉。事實上，這類活動變化非常多，除了強調愛國和團結外，他們的政治或哲學立場並不相同，各自代表不同的派系陣營。保守派的慶典強調法律與秩序，無神論者進行的是“理性的慶典”，雅各賓的節慶充滿教誨意義，旨在鼓勵公民美德。就大眾娛樂的角度來看，這些慶典有的冗長乏味，有的歡欣鼓舞。在群眾要求下，官方於1790年舉行慶典，以紀念一年前7月14日眾人攻占巴士底監獄。此次活動盛況空前，被譽為首次“聯合慶典”。

雖然如此，這次巴士底之役紀念活動，革命政權是在不情願下舉辦的，因為他們害怕群眾聚集會導致突發的暴力沖突。“經營革命事業，”法國大革命其中一名領袖米拉波（Mirabeau）警告他的夥伴，“困難的不是如何發起，而是隨時保持戰果。”[27]因此，官方規劃聯合慶典的目的是要“封存”革命，終止這項混亂的群眾行為。在巴黎的主要慶祝活動中，主辦單位拒絕自認為不合宜、可能會造成動亂的提案，不讓女性參加，還試圖限制慶典的多樣性，只剩下冗長乏味的閱兵儀式。

但參加者還是沖破官方的限制，好幾千人跑到巴黎朝聖，當中包括各階層的人，不管是穿著絲綢的中產階級淑女還是普通的工人，大家都在戰神廣場（Champs de Mars）同心協力準備慶典。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說：“這才是手足之情，眾人融合在一起，人我之分都消弭了。”[28]和諧、熱情的精神遍及整個國家。革命派領袖卡米爾·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非常驚訝，7月14日巴黎的官方遊行活動持續了兩小時之久。不只如此，遊行之後的數日，民眾自發辦起嘉年華派對，一起跳舞，演起諷刺劇。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描述了在聖昂戴奧（Saint-Andéol）的慶典：

人們奔向彼此的懷中，手拉著手跳著法蘭多拉舞（farandole）。每個人都熱情投入，沒有例外。這股風潮傳遍了鎮上，深入田野，穿過阿爾代什省（Ardèche），通往羅訥河畔（Rhône）的草原。風吹拂過街上，桌子一張張就位，食物也準備好了，所有人在晚上都聚集在一起，參加這場愛的盛宴，贊美上帝。[29]

有些人批評米什萊美化了革命，至少有一點他是對的，1790年夏季這幾天的慶典中，“沒有人只是站在旁邊看，人人都參與了”。[30]食物和酒取之不盡，大城小巷都有人在跳舞，連田野間都有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一刻，展現了無窮的生命力。

在慶典的光譜上，最無趣的那一頭是1794年的“至高無上者慶典”（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主辦人是雅各賓黨的領袖羅伯斯庇爾，目的是要對抗無神論者的“理性慶典”（Festival of Reason）。這場遊行過程冗長，由衣裳華麗的羅伯斯庇爾帶頭，遊行隊伍中有孩童、抱著嬰兒的母親，參加者絕不能穿上象征無產階級的無套褲。在其他城市的遊行隊伍中，各行各業的人帶著工具出現。遊行花車上有真人演員（tableaux vivants）進行政令倡導，比如何謂理想的法國家庭。有人唱著愛國歌曲，還有人發射禮炮。羅伯斯庇爾發表了三場冗長的演說，引起群眾抱怨和訕笑。奧祖夫強調，整個活動完全沒機會讓個人發揮創意：“活動中，各式各樣的規定都有，巨細靡遺……小女孩的頭發怎麽整理，給她們的花束樣式，花紋勛章要別在哪裏，都有規範……”[31]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慶典多彩多姿，有時政治立場還互相沖突，它們不只是政治派系的宣傳活動，同時也是傳播各樣訊息的媒體。十八世紀末沒有電視、收音機，只有尚未成熟的報紙（刊出的演講稿倒是很受歡迎），要大量地傳達訊息，就要在戶外聚集人群，對著他們演說，現場還要有象征性的符號（例如代表自由和理性的女神），居間穿插振奮人心的音樂。法國大革命期間各種活動的元素，像是遊行、列隊、音樂、演說，都繼續沿用到後來的愛國集會跟慶典，即使在強大的電子媒體時代，它們依舊是應景的內容。無論是羅馬或紐倫堡的法西斯大會，或是2002年英國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甚至某個美國小鎮民眾慶祝國慶節，都是取材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官方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