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法西斯集會（第2/3頁）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法國大革命的起義群眾還算溫和（即使他們是民主先驅），但他們的行動如浪潮，震驚了所有歐洲宮廷和莊園。一群衣衫襤褸的人，多數餓著肚子，只想要點面包，結果就成功推翻了波旁王朝。業余的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回顧十九世紀末期後，他認為，群眾發起革命的理由，例如爭取食物或討厭舊政權，都不是理性的。他們單純就是瘋了，因為群眾的本質就是瘋狂。個人一進入人群，“就進入特殊狀態，就像被催眠一樣，在催眠師的操作下，感受到奇妙的感覺”。在當下，大腦就會“麻痹”，“人開始無意識地行動，成為中樞神經系統的奴隸”。[13]現場集合的不是“眾人”，而是一堆神經組織，沒有什麽比這個更“原始”的了。

勒龐1895年的著作《烏合之眾》成為歷久不衰的社會科學暢銷書，他並沒有見證革命，也沒有參考任何歷史學家或目擊者的說法，但他的描述仿佛就像站在陽台上觀看一樣。他的書充斥著我們今日會直接當成歧視的論斷，舉例來說，他認為群眾“像女人一樣”不理性，容易走向極端。[14]他也不認同低下階級發動的熱血革命，反對法國大革命爭取的平等以及各種形式的民主。他寫道，同時代的那些群眾，純粹只是“想要徹底毀了現存的社會而已”。[15]盡管如此，這些意見並無損勒龐的權威，反而成為西方思想的主流。弗洛伊德對集體行為的看法都傳承自勒龐。

因此，知識分子對群眾的既定看法都非常相似。無論是衷心地在紐倫堡為希特勒歡呼，或為了面包在法國發起革命，都和殖民地“野人”的狂熱儀式沒兩樣。早期的傳教士認為，狂喜的“野人”是被惡魔附身了。後來心理學家說，群眾中的個體都被“去個人化”了，退化成幼稚的狀態，完全憑感覺，極容易被牽著走。惡魔不是不流行了，只是多了科學的解釋。弗洛伊德年輕時在巴黎觀察街上的群眾，他寫道：“我相信他們被一千個惡魔附身了……他們是一群有精神流行病的人，歷史上的暴亂都有相同問題。”[16]作為個人，我們都是理性且文明的人，但如果聚在一起，原始的惡魔就來攪和了。1934年的紐倫堡大會導致猶太人大屠殺，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帶來恐怖統治。它們連同北美的莫霍克族（Mohawk）戰舞、大洋洲土著的成年禮儀式，一起被歸為狂野、有殺人傾向的一類。

和嘉年華、狄俄尼索斯的祭典相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集會也是一種集體歡愉嗎？人們聚會、舉行儀式和慶典，一同追求超越、放下自我的體驗，是否會失控出現暴力行為，讓整個活動走調呢？

我們先從一個重要的區別談起。大型的法西斯集會並不是慶典或狂喜儀式，它們是由一小群領導者規劃的黨代表大會，是為了教化眾人。這類政治集會有段莊嚴的歷史，它至少可以回溯到羅馬帝國，領導者借著圓型運動場（circus）和雄壯威武的遊行來提升公民的忠誠度。中世紀天主教教會利用多彩多姿的慶典和遊行活動達到同樣效果，由穿著華麗的教會官員帶頭，眾人擡著聖人的塑像遊街繞行。在大型的集會中，行進隊伍會帶著一些引人注目的物品，羅馬人則是帶著銬上鎖鏈的囚犯和牢籠裏奇異的野獸，但那些只是裝飾，整個活動要傳達的核心訊息，是成千上萬的人同時聚在一起。到了電視時代，播報員也會慎重地提醒我們，上億人都在觀看足球比賽或頒獎典禮。

紐倫堡中，德國導演萊尼·裏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記下了遊行的過程，片中所呈現的氣氛，明顯不是慶典。片中大多數的“動作場面”都是穿著制服的男人列隊穿越街道和公共場所。一般民眾的畫面也不少，穿著傳統服飾的女人快速經過，上千名國營事業的員工穿著制服編組行進，鏟子則放在肩上像扛步槍一樣。其他的場景多半在晚上，高官排成長長的一列，輪番演說，伴著大量的音樂，不過大部分都是行進曲。這就是整部影片的內容，雖然我們不確定那是否算得上是一部“電影”。如同許多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集會一樣，紐倫堡大會唯一展示的是軍隊，它是唯一合法的集會遊行。

將近二十萬人參加了紐倫堡大會，他們來這裏要做什麽——在街上列隊，當希特勒的車隊經過時，微笑、歡呼、行納粹禮。遊行隊伍經過時，他們一字排開守在街上。換句話說，他們唯一的角色是歡呼的觀眾。

進一步想，《意志的勝利》裏的群眾還有其他功能，畢竟電影是由各個遊行場面組成，他們是黨代表大會場景的一部分，更別說希特勒和他的黨羽非常享受從高處俯瞰集結的群眾。即便如此，個人的角色也只限於群眾中的小螺絲釘。男人或女人只能做出伸直手臂敬禮的動作；當希特勒的敞篷車經過時，只要稍微在眾人當中往前移動，就立刻會被一群警察逮捕。每天黨代表們一開始行進時，群眾就集結在定點，再度等待與觀看，像是上劇院一樣，但沒有座位。他們非常規矩，不敢亂動，實在不可能把他們與二十世紀的運動迷和搖滾樂迷搞錯。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L.Mosse）如此描述：“在這些精心設計的禮拜儀式中，他們就像演員一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