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的解藥（第2/3頁）

又一個世紀後，偉大的資本主義預言家亞當·斯密也推廣慶典與藝術活動，認為它們能緩解憂郁：

只要不導致社會反感或產生猥褻行為，國家應該放寬限制，鼓勵相關從業者以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來娛樂大眾。這麽一來，我們就能輕易驅除大多數人民的憂郁情緒。[65]

伯頓、布朗、亞當·斯密都把慶典當成憂郁的解藥，不論他們是出於猜測、懷舊還是個人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發現了重要的事。不過，就我所知，當今還沒有人試著把慶典活動當成治療憂郁的良方，盡管今日的臨床醫學應該能做出相關的實驗。然而，有大量的證據指出，不論是單純的慶典乃至於狂喜儀式，團體活動在許多文化中都被當作舒緩、治療憂郁症的方法。在將近兩千年前，希臘音樂學家亞裏斯泰迪斯·昆體良（Aristides Quintilianus）就觀察到：“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生活境況與不幸的遭遇會帶給他們焦慮與憂郁。酒神慶典的目的，就是借由快樂好玩的活動，讓旋律與舞蹈將焦慮一掃而空。”[66]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作家馬爾西利奧·費奇諾（Marsilio Ficino）本身也是憂郁症患者，他也建議大家多運動、多聽音樂與改變飲食習慣。[67]

非西方民族的狂喜儀式通常有宗教與治療的功能（雖然我們不大確定這兩種功能是否彼此不相關），這兩種功能對治的，應該就是我們現今的憂郁症。以幾個差異較大的文化為例。有位民族志學者參與過非洲人的狂喜儀式，他說：“卡拉哈裏沙漠的庫恩族利用夜晚的狂熱舞蹈治療各種西方人所謂的生理、心理、情緒、社會與精神疾病。”[68]相對於庫恩部落，遙遠的北方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摩洛哥，他們的儀式包括音樂、舞蹈和出神狀態，可以用來治療“癱瘓、啞巴、突發性失明、重度憂郁、心悸、麻痹以及著魔”。[69]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基督教國家烏幹達，殘忍的遊擊組織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控制了許多兒童，導致他們內心受創、封閉自我，團體舞蹈有助於他們復健。[70]

在意大利的民俗傳統中，也有人用公開慶典來治療憂郁症。在第四章提到，塔朗圖拉蜘蛛曾被當成是煽動舞蹈狂熱的元兇。還有人認為，被蜘蛛咬到就會出現憂郁傾向，根據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赫克爾的說法，唯一的解藥就是跳舞，最好是在戶外跳上幾天。他指出，伴隨著適合的樂器伴奏，被咬傷的人“像被施了魔法般睜開雙眼，一開始慢慢擺動，隨著音樂節奏加快，逐漸轉為充滿熱情的舞蹈”。這些活動救了他們——不過只維持一陣子，一年後，整個村子又到處都是生病的人，“人人心情低落、憤世嫉俗，直到又有了音樂和舞蹈，他們才一掃憂郁”。[71]之前提過，這種具有療效的慶祝活動最終被認可，成為固定的季節性慶典，主要活動就是塔朗泰拉舞。

赫克爾寫道，十九世紀在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亞）也有類似的症狀與療法。當地人（通常是女人）容易染病，身體日漸衰弱，家人便會花錢請一組樂隊，其中包括小號手、鼓手、橫笛手，並且買一些酒，請當地所有的年輕男女都在病人的家裏集合。他們跳舞、聚會同歡數天，病人就不藥而愈。[72]在二十世紀的索馬裏，太太罹患西方人所謂的憂郁症（通常是因為丈夫想要娶第二任妻子）時，家人就會找來女巫師看病，如果診斷結果是被“薩靈”（sar）附身，就得召集當地女人來一起跳舞，在漫長狂喜的儀式後，病人就痊愈了。[73]劉易斯描述這些現象時強調，關鍵在於患者在這個過程中能得到許多物質上的好處。巫師通常會建議，要把病治好，丈夫就得送給生病的妻子很多昂貴的禮物。在我看來，劉易斯認為治療儀式只是一個表面工具。但對相信的人來說，的確是跳舞儀式把“薩靈”驅趕走了。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信仰。

從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到二十世紀的索馬裏，我們不能完全從這些例子判定，慶典和舞蹈儀式真的能夠治療所謂的憂郁症，但我們還是有理由去思考這個可能性。首先，這些儀式能夠阻斷患者孤立的感覺，把他們重新帶回社會當中；第二，因為這些儀式鼓勵人“放下自我”，也就是釋放對自我的禁錮，盡管不是永久的，至少可暫時離開團體裏令人不安的評論眼光，或是一向嚴格的上帝。在十九世紀的社會影響下，尼采跟許多人一樣活得孤獨又痛苦，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狂喜療法。在所有人都獨尊“自我”的時代，他勇敢指出“個體存在的恐懼感”（the horror of individual existence)[74]。當他讀到古典文學中所描述的狄俄尼索斯祭典時，心裏才隱約感覺到輕松。他想象祭典上“每個人不只和自己的同伴和解，也和內在的自己和解——仿佛瑪雅的面紗被撕開，只有碎片漂浮在神秘的真神面前……他覺得自己像夢中曾經看見的神仙一樣，徜徉在愉悅與極喜當中”。[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