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折磨的靈魂（第2/2頁）

克倫威爾所經歷的心理危機與班揚非常相似。他出生在英國鄉村，是清教徒名門之後，他的年少時光“狂野又愚蠢，喜愛打鬧、惡作劇等沒什麽品味的事”。[47]二十八歲時，他得了一種病，醫生診斷為“極度憂郁”，顯然是過度反省自己年少所犯下的罪。他後來寫信給一位堂兄，仿佛班揚說的話：“你知道我一直以來的生活方式。唉，我住在黑暗裏，深愛黑暗，痛恨明亮。我是首領，罪人的首領。”[48]他經歷了現在所謂的“重生”後，棄絕了幾項嚴重的罪（不大清楚是什麽），但他不像班揚，還是繼續享受音樂、啤酒與葡萄酒。

韋伯是否成功地連接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這一點仍待討論，但他本人的生活便是實例，足以說明那兩者對人的交互影響。韋伯本身是嚴謹的世俗思想家，養育他的母親是加爾文教徒，她把一切享樂當成危險，要靠努力不懈地工作與自律來阻絕。韋伯的傳記作者、他的妻子瑪麗安說，他借由工作來“拯救”自己免於“危險的安逸生活”。瑪麗安寫道，十九世紀後期，韋伯還是個學生時：“他維持嚴格的工作守則，遵守作息時間，維持生活規律，把每天的例行公事分門別類。他的養生之道是每天晚上在房裏吃一磅的生牛絞肉和四個炒蛋。”[49]結婚幾個月後，他寫信給妻子：“我很享受新生活的幸福感，但我不能太放縱，這種穩定感會讓人松懈。”[50]

韋伯三十五歲左右，達到人人稱羨的學術成就時，他卻崩潰了：背痛長達數個月，雙手顫抖、失眠，感到絕望且一無是處。然而對他來說，最悲慘的應該就是就此喪失工作能力。另一位傳記作家試著將韋伯的症狀套進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把他的崩潰歸因於他與父親間的緊張關系。他父親和他不同，是個隨和又自我放縱的人。[51]從羅伯特·伯頓的角度來看，不管韋伯個人的信仰是什麽，問題一定得歸咎到他加爾文派的母親身上，因此韋伯的憂郁是宗教性的。

其實不需要靠心理學，我們也能推測加爾文派和憂郁症的關系。自殺是憂郁症的重要指標之一，幾世紀來也都有人詳盡記錄自殺率。在塗爾幹的著名研究中，我們發現十九世紀新教徒（當然不只有加爾文派）的自殺率是天主教徒的兩倍，這個差異不只是因為信徒居住的地區不同，在兩派信徒混居的地區，自殺率的比例也相同。[52]更驚人的是，近期一項研究指出，十六世紀後期起，瑞士蘇黎世州成為加爾文派的中心後，當地區民的自殺率忽然升高。這個現象我們不能解釋為是社會道德崩壞，因為自殺率升高的同時，謀殺案反而減少了。加爾文派政權禁止人民從事賭博、跳舞以及各種淫亂的行為，人民也並非適應不良而自殺。歷史學家夏伯嘉（R.Po-Chia Hsia）指出，許多人死後獲得贊揚：“生前是光榮、敬神、熟讀聖經、勤奮且沉靜的基督徒。”事實上，高達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都來自“堅定支持加爾文政權的家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