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自我（第2/2頁）

不過，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欣欣向榮的個人主義也不是全沒缺點。段義孚寫道，明顯地，個人自主新觀念的另一面就是“隔離、寂寞、疏遠，失去世界所給予的天真快樂和自然活力”，還有“沉重的感覺，除了個人決定付出的事物，現實世界毫無意義”。[35]造成憂郁症的環境條件，其中之一絕對就是這種隔離感。塗爾幹在十九世紀後期研究過自殺問題，他提出“無規範”（anomie）這個概念，用來說明十九世紀歐洲自殺率攀升的原因；流行病學家則援用來解釋當代憂郁症的盛行。[36]塗爾幹觀察到：“一開始社會就是一切，個人無關緊要……但隨著社會發展，情況漸漸改變。社會越來越龐大與擁擠，個體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單一團體中成員的唯一關聯便是——他們都是人類。”[37]對許多人來說，近現代以來最重要的文化發展便是英雄式的個人主義，但它很容易導致人過於孤立，憂郁症因此伴隨而來，甚至致死。

然而，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人的新性格並不是絕對的自主與自我。新自我主義下的個人並不是直接從人類環境中抽離，而是不斷觀察別人的期盼，然後慢慢與之相符。“我表現如何？”這應該是自主的“自我”想要知道的。“我給人的印象是什麽？”歷史學家用“內在化”（Interiorization）表示這種新的性格，意思是“回顧與反省的能力”，但所謂“內在化”看起來經常只是我們依據周遭人的意見自我評價而已。

“社會”的概念與“自我”的概念同時興起，這絕非巧合。全新、自主的自我，最在乎的其實是他人的意見，後者集合在一起就是“社會”。舉例來說，鏡子不會呈現出我們“自己”，只會呈現別人所見的自己；傳記也只是我們希望別人知道的事。別人的意見，不管是猜想還是真實的，都具有粉碎的力量。這就能解釋，當人預見或面臨失敗時，為何容易導致憂郁症，約翰遜被迫離開牛津大學、柯珀面對考試時都發生這種情況。歷史學家珍妮特·奧本海姆（Janet Oppen-heim）寫道：“十九世紀時，重度憂郁的病患常常是因為害怕破產，或認為自己的專業被否定，但其實那些都是無端的猜測。”[38]“自我”的價值來自他人的評價，這就稱不上是自主，而是依賴。

如果憂郁症是新個人主義的結果，那麽經常伴隨而來的“焦慮”一定也是。揣測別人的反應來決定自己的發言與姿態，需要很大的力氣與心思。在歐洲近現代，處心積慮的朝臣、努力向上的中產階級、野心勃勃的律師或神職人員，無不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符合他人的期待，他們所發現的“自我”，其實是內在不斷努力的成果。這種情況下，“玩”（play）一詞衍生出另一個嚴格的意義——“扮演”（play a role），但那不是為了玩樂。難怪到了十六、十七世紀，中產階級開始重視私人生活，他們躲在自己的臥室和書房，只為了每天能有幾個小時放下面具，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