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憂郁的歐洲人（第2/3頁）

過去短短幾年，數以百計的書籍、文章、電視節目開始熱切關心憂郁症，包括致死率、性別比、遺傳因素以及藥物治療的效果。據我所知，還沒有任何研究指出，這種流行病是否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它是否催生於某個文化環境，進而蔓延擴大，也沒有定論。眾人會忽略歷史因素，原因之一是我們以前只把焦點放在患病的名人身上，沒有深入進行統計學或傳染病學上的研究。［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引人入勝的著作《天才向左，瘋子向右》（Tou-ched with Fire）中就有這個問題。作者試圖要證明，狂躁、憂郁等疾病，與藝術創作一定有關聯，並列出一大串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患者。首先，她並沒有清楚區分雙極性疾患（如躁郁症）和單極性疾患（躁症或郁症），而是全部都混在一起，比如塞繆爾·約翰遜是單極性疾患。第二，為了證明各種形式的憂郁症好發於十八世紀的作家與詩人身上，她把當時得病的詩人比例與今日的一般人口數相比較。但十八世紀一般人的得病率呢？況且，為什麽有“高度創造力”的人或詩人只限於有發表作品的名人呢？最後一點，事實上她從沒有解釋，為何她所討論的名人患者都是十七世紀以後的人。］

倘若憂郁症的傳播真的有個開端（大約在十六、十七世紀），我們就得面對這個問題：人們喪失感受快樂的能力，是否與助興的場合不斷減少有關，例如嘉年華與傳統慶典？

我們有理由認為，憂郁症在1600年前後開始流行，也就是伯頓開始“剖析”這個病的時候。二十世紀前，憂郁還不是一種病，但已經困擾人類很久了，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希波克拉底就提過。十四世紀喬叟筆下的人物也感受到憂郁了，中世紀後期的神父則稱它為倦怠（acedia），就教義來說它可是一種罪愆，一染上就會忽略自己宗教上的義務。憂郁一直都存在，只是名稱不同。很遺憾的是，我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可證明，歐洲的憂郁症患者到了近現代才劇增。當時還沒有精神科專家可進行診斷，也沒有公共衛生單位記錄患者人數。我們僅能知道，1600年到1700年間，已經有人在撰寫與憂郁相關的醫學書籍和文學著作，希望能觸及到熱切關心的讀者，至少是一些受憂郁所苦的人。例如塞繆爾·約翰遜就非常推崇伯頓的《憂郁的解剖》，還說“這是唯一能讓他提早兩小時起床的書”。[11]

越來越多的人對憂郁產生興趣，但這並不能證明當時已有相當多的患者。歷史學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認為，可能因為醫學研究發展，或純粹作為一般問題，這個疾病才漸漸受到關注。不過受到無所事事的有錢人影響，有人擺出那其實很無聊或漠不關心的姿態，也難怪醫界人士有偏見，認為那是天才才會生的病，或至少是“過得舒適的人”想弄個吸引人的診斷好提高身價，但其實只是心情不好而已。切恩醫生認為：“一般來說，哪有什麽精神病，所謂的患者，都是一些活潑敏捷的人。這些人頂尖聰明又有內涵，有敏銳透徹的觀察力，對於快樂和痛苦非常敏感，有高度的感知力和品味。”[12]

十八世紀中期，憂郁確實變成英格蘭有錢人之間時髦的象征，枯燥無味的詩句也風行起來，像是托馬斯·沃頓（Thomas Warton）的《憂郁的喜悅》（The Pleasure of Melancholy）以及伊麗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的《憂郁頌》（Ode to Melancholy）：

來吧，憂郁！沉默的力量

孤獨的同伴……

你是貼心又令人傷心的好陪客。[13]

其實很多人認為，社會精英才會有憂郁病，還以此創作諷刺文學。十八世紀中期某出英國戲劇中，有個理發師哀怨地說自己心情憂郁，旁人回說：“憂郁？太誇張了，‘憂郁’是理發師會說的話嗎？你應該說，沉重、無聊、腦袋不靈光。憂郁是貴族們武器上的紋章呢！”[14]從醫生的立場來看，他們急著想幫有錢的患者做診斷，說他們有憂郁症（或稱為“脾氣不好”），好從神職人員手中搶到治療精神失常的權力。

伯頓開始研究之後，憂郁變成為一項時髦的事，讓人變得有個性，但我們要問，為什麽是這種特殊的姿態或態度領導潮流，不是其他的。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征應該是狂妄自大或豪邁自在，而不是病得奄奄一息、衰弱無力；另外，伴隨著這個時代的另一個主軸——啟蒙運動，有更多人應該是帶著求知若渴的心情才對。不過，雖然憂郁情緒頗受歡迎，成為了當時文學的主題與社會關心的焦點，但有些人卻是不得不面對這些苦惱。以英國詩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為例，他在二十多歲時得病，考試的焦慮使他試圖自殺，被強迫安置在安養院十八個月。他一輩子中有四次陷入憂郁，“自己變得像嬰兒一樣”。[15]為了防止他自殺，只能把他交給安置機關。他在生命將盡的時候寫信給友人，讀過就會知道，那不可能是故作姿態：“每天晚上都很慘，我相信只有上帝知道，沒有人可以熬過那樣的夜晚……玫瑰因為無盡的絕望而凋謝墜落在地，以無法言喻的痛苦怨恨著我出生的那一天。”[16]